有海外中文媒体5月6号转载知名学者何清涟的博客文章说，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也不用意识形态来规训国民；而共产党统治不仅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来管控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来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于是，对于思潮和理论之争向来缺乏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了“不争论”的禁令，并对毛的功过采取了“三七开”的评价。
殊不知，这样一来，中国便从此失去了彻底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历史机遇。考虑到此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是资历与声望，都根本无法与邓相比，也就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简称“毛邓三科”，并成为中共党内所奉行的“理论”经典。但所谓“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其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鄙视知识分子，并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初，就是公开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时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包括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三者联合的社会基础。不难看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上述“理论”正好与毛泽东推崇工农的思想截然相反。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就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能代表胡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由此可见，把这样一些政治主张南辕北辙的所谓“理论”生硬地放在一起，则恰恰构成了一个就连中共自身都未能认识到其危险性的意识形态陷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者还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会明显化。但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上述“意识形态陷阱”所造成的各种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不断举行小规模集会，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接着便是所谓“老左”与“新左”的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泽东时代更是被打扮成了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做主，同时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
何清涟的文章分析认为，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到底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所有这些打着“毛左”旗号的人，肯定是看中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他们盘算的是：这是你中共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儿，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到了这个时候，上述“意识形态陷阱”便开始显露其破坏性作用，对于那些“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的洗脑式教育和政治学习，让他们根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时代的真实面目。
而那些老一代的工人阶层，由于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则会有意忽视毛时代的普遍贫穷和严厉的思想管制，以及一系列残酷血腥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于是，一个以毛泽东为符号的“红色文化”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改编的油画〝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现任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却列上了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文章又说，在其商务部长任上还是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鼎”政治局常委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则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的。所谓“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牌太子党的身份，继承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创造政绩与清扫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薄熙来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作幌子。对此，中共现任领导层的难处则在于：既要承认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小平政治遗产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当年邓的所谓“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但却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意识形态陷阱。
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背景的党内代理人，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在此次“倒薄”事件上，北京决策层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正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缘故。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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