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利己”不该还是污名

　　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
 　　

“利己”不该还是污名

鄢烈山
 　　

　　这些天两个外国青年的善行义举，触动了国人的神经敏感点，引得媒体议论纷纷。一个是南京大学美国留学生JASON，在麦当劳买了两包薯条，分给街头乞讨的老妇人一包，与她席地并坐而食。另一个是在广东东莞经商的巴西青年MOZER，在马路上眼见一名女子被扒手划包，他出手阻止，遭盗窃团伙群殴得头破血流，现场围观者众却不肯出手帮他。
 　　国人的相关议论与后续的新闻报道，已经模式化，这里没有必要重复。我颇为感动并想借题发挥的是这两个外国青年的说法。
 　　美国留学生JASON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我们去尊重，坐下来陪老人聊聊天，可以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是在乎她的”；他在博客中写道：“从来没想到这么平凡的一件事会引起像这几天的反应”。
 　　巴西青年商人MOZER在病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可我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去阻止，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妹妹。我的妹妹才19岁，如果她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也希望有人帮助她。那么，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广东省与东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给他5万元，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内心的爱”。有企业家要捐给他10万元人民币，他说那将款转给他资助的那个汶川地震孤儿吧。
 　　这两个外国青年可能还不懂什么“国学”，根本读不懂“四书五经”（报道说MOZER的“中文很烂”），但是他们的“信仰”却与孔孟之道有十分契合之处。他们的爱基于“恻隐之心”，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信条的完美践行。请注意MOZER提到他才19岁的“妹妹也需要被保护”，他的妹妹并未随他来中国而是在巴西；乍听起来他的话是功利的，其实是一种爱的信仰，人类社会互助的信念。
 　　孟子讲的“恻隐之心”，据说是人的本性，也叫“不忍之心”，也就是目睹某种情境，觉得自己不做出某种反应就会内心难受。这种出于自己免受良心折磨的动机，你可以是说自私自利的，而它的满足却是以利他为条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护自己的妹妹，因而无畏地保护别人的妹妹，这种“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律令，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是符合人的天性的，符合道义的——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嘛。
 　　可是，在乌托邦思想盛行的时代，在极左思维占据社会主流的年代，我们所提倡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们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政策，都是与这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思想信念对着干的。
 　　信奉《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基本论点“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的学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并与传统的观念决裂。于是，政治上搞“兴无灭资”，经济体制搞“一大二公”，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乃至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拿自家菜园的菜去卖也不允许；于是，思想上大张旗鼓“斗私批修”，要改造有七情六欲的人性，让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培养“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把“利人”与“利己”绝对对立：一般性的“利人”还不行，还要“专门利人”。何谓“专门利人”？那就是“毫不利己”呀。这是讲动机，还是讲效果，抑或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无论讲什么都讲不过去吧：“助人为乐”，不是在利人的同时利己了吗？雷锋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难道不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吗？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极端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退出了社会统治地位。从宪法上我们承认了多种所有制，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法律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思想文化上更多元。特别是，我们搞市场经济，承认“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当然是以承认人有逐利的本能为前提的，只是要把这种逐利限制在正当、合法的范围内。国家开股市、卖彩票，当然是利用了人们的自利心而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筹资，而不是要人们无私捐款的。
 　　这样说来。在当今，不论是“主观为自己（赚钱谋生），客观为社会（提供商品与服务）”，还是搞慈善与公益的“助人为乐”，总而言之，都是承认了“合理的利己主义”——“利己”不再是污名，“利己主义”不再是罪名。
 　　然而，旧的话语体系可能崩溃了，但是荷载旧观念的词语可能还残留在我们的头脑里，不经意间就涌出来了，就像中国早就是和平年代了但战争年代的词汇还很常用。  
 　　这就说到了我写这篇短文的心理动因。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最近在一个民间教育论坛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定语“精致”变成了贬义，算是反讽，即极为狡诈、极其伪善的意思；“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贾宝玉说那样的学生是“禄蠹”；李贽说他们是“口谈道德，志在穿窬（为盗）”的伪君子；秦桧严嵩之辈奸诈得再“精致”，最终逃不过历史的惩罚，这些是另外的话。结论是：“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