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核心提示：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自己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
发表：2012年4月25日（2012年5月-6月号）
作者：Alan Dupon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人们很少能预料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于体系性的变化更是如此。但东亚现在有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面对中国的新挑战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相对衰退，美国主导下的旧秩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权力现实，或者中国不能适应美国和日本的长期利益，可能会危及备受赞扬的亚洲世纪所带来的希望，使东亚恢复到其血腥和分裂的过去。在这个关键地区出现的局面将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所在地发生决定性的转移，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很显然，东亚对国际秩序从未具有如此核心的重要性。从未有过地，世界上的三大卓越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全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如果旧的秩序突然崩溃，这会令每一方的代价大大提高。
将近七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直构成这一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时，并于四十五年以后由于苏联解体而得到加强。冷战期间，由于有关苏联军事实力的臆想和现实，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遭到破坏。此后，在一个短暂的”单极时期”，”美国似乎能够随心所欲，而不用担心具有同等实力的竞争对手或起抗衡作用的联盟。回想起来，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可能被视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巅峰。从那时起，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它被十多年的战争、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以及仍在逡巡徘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削弱。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计划、让这一地区不受国防预算削减影响的努力，不能掩饰一个清醒的现实，即美国影响东亚的能力已不如从前。
虽然日本一度被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联盟体系的可靠北方支柱，并由于其可靠性和活力而受到称赞，但其二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萎靡不振则是旧秩序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2011年遭到海啸重创的福岛核电厂近乎崩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日益内向型的政体受到腐蚀的隐喻。该国缺乏信心，并被一系列国内问题所困扰。领导能力方面的一潭死水使美国难以重振与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使之无法确认日本的发展方向。这反映在冲绳的重要海军基地搬迁未能达成协议上。尽管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二十多年没有增长，该国2011年遭受的屈辱是，它被中国所超越，后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老化和萎缩，日本面临的前景是沦为二流的东亚地区中等强国，除非它可以恢复失去的锐气和目的。
但华盛顿丧失影响该地区事务无与伦比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其他东亚国家和美国的总和，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千年来在亚洲一直是主导国家，现在也毫不掩饰其恢复从前地位的渴望。这些梦想不再是幻想，因为现代中国拥有实现这些梦想的战略影响力，其人口和经济使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它们是美国实力从前的挑战者，最终被征服——相形见绌。中国的重新崛起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美国，就此而言还有其他东亚国家所未曾体验过的。主要的未知数是中国领导人将会采取的道路。人们经常以过于直白和简单的措辞，把这个道路说成是在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之间二选一。事实上，中国很可能是两者兼具，既遵循国际体系的规范，但在其核心利益与这些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除外。
虽然早就有预测——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政策规划者就提出了有关这些战略性影响的警告——但中国在东亚地区新近的卓越地位受到了最近发生的两起跨时代的事件的推动，一起是金融性的，另外一起是地缘政治性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正受到帝国过度扩张和入不敷出的损害。这种看法也许言过其实，但由于美国对中国负债超过一万亿美元，令美国显然陷入了一种明显不舒服的境地，被看作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附庸。看到美国在金融上的薄弱性显然使中国领导人变得有底气，在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在东亚谋求超越美国的地缘优势。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显然决心要积极捍卫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有争议的岛屿、水域和资源的领土要求。中国与日本和印度等其它亚洲大国的关系越来越经受着考验。许多东南亚国家担心，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日益强大，它在地区平等问题上只会说说而已。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宣布以其名字命名的南中国海为”核心利益”，并明确表示它将继续支持好战的朝鲜政权，尽管这个特立独行的国家一再挑衅和侵犯国际准则。
关于中国未来的军事意图，最令美国和该地区各国担心的问题是其野心勃勃的”远海防御”战略，旨在尽可能迫使美国海军远离中国海岸。中国一心要把其三支沿海舰队变成一支真正的蓝水海军，能够控制西太平洋，最终在中太平洋和印度洋投射巨大的海上力量。北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门罗主义。它正在迅速获得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实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完美的战略合理性。毕竟，如果在19世纪，崛起中的美国能够制订一项门罗主义政策，作为阻止其它强国进入西半球的一项迟钝而有效的工具，那么21世纪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应当在西太平洋谋求相应的结果？问题是，北京阻止美国海军前进的决心威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稳定，不仅令与美国而且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升级。
中日关系已经陷入了紧张状态。双方看来都无法捐弃前嫌，这种情绪影响着其当前的行为，排除了任何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尽管日中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加。这些潜在的紧张关系不时地爆发，暴露出两国之间的严重失和，凸显造成失算的可能性。最近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事例是在2010年9月7日。当时，东中国海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亦称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恶化为严重的对抗，一艘中国拖网渔船故意撞翻了对其进行追捕的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中日关系因此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民意调查显示，双方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极为高涨，87％的受访日本人和79％的受访中国人认为对方国家”不值得信任”。整整79％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个军事威胁。
如果根据这些活动推断，中国企图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或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那是错误的。但中国新的自信心显示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存的秩序以及从前的优势国家的领地，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结构性紧张。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北京大学贾庆国的文献记录，过去的五百年间，七场对现存秩序的霸权挑战中有六场导致严重的冲突。我们还知道，渴望成为霸主的国家和现任霸主之间强有力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本身并不会使冲突的风险减少，正如英国和德国一个世纪以前所显示的。当时，两国不断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没有阻止他们于1914年开战。因此，一项严重的错误是断言，中美两国之间的不断加强的关系使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想象。
一些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独具特色、文化特征和历史经验使之与别国相比具有较少的内在的侵略性。根据这种观点，”中央帝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国家，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曲调前进。然而，认为中国与西方或东方国家相比，历来就具有较少的侵略性或扩张主义色彩，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与许多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样，中国具有领土扩张和征服或者胁迫邻国人民和邻近国家的悠久传统。虽然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性质不同，但中国的朝贡国家体系的最后阶段一直是把一个宗主国君主强加给邻国人民和政体。而今天，其它亚洲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忽略这一点。虽然北京把恢复与台湾的统一和安抚西藏看作对祖先留下的、由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干扰而丧失的土地重新行使中国的主权，但是可以得出一项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京对台湾和西藏的政策反映了中国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地区采取行动。当然，中国的复仇主义丝毫也不会使人们相信，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相比，中国统治下的和平会明显地更加公平、稳定与爱好和平。
但是，如果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缺乏吸引力，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按照目前的形式无法维持下去，那么东亚地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秩序，能够维持和平并满足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愿望？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亚洲同盟”。亚洲同盟者从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国达成协议、主导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获得灵感，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下，欧洲同盟的当代亚洲版本最有希望带来地区和平和稳定。然而，要想具有可信性和持久性，有权参加谈判的就只有最强大的国家。五个明显的候选国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尼。
这一模式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种可疑的假设，即东亚的小国会欣然同意，让大国来裁决它们个别的或集体的利益。这有悖于20年来东亚地区主义的整个发展方向，其重点在于赋予小国权力，以及对本地区安全问题的集体管理。这也忽略了伴随着法利德·扎卡利亚所说的”其余国家的崛起”，权力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中等强国要求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它们不会轻易接受恢复过去的大国主导状况的任何做法。此外，大国也很难同意接受在亚洲同盟所设想的某种总管角色。日本过于虚弱；中国不愿意，其政治价值观也过于不同；印度专心处理本国问题；印尼的地缘政治野心只限于东南亚；美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资源来承担起亚洲的加强版领导者角色。
而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把中国当作一个相等国家与之共享权力，这种论点又如何呢？并驾齐驱的G2（两国集团）将会是A2（亚洲两国集团），使北京和华盛顿划分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其方式很大程度上与美苏两国在冷战初期管理政治上分裂的欧洲时差不多。虽然美中两国之间的权力共享具有表面上的吸引力，因为其有希望和平过渡到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但是这种共享不大可能成功，原因有二。第一，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会把权力拱手让给中国，就像中国反过来也不会这样做一样。第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其长期持续也没有保障，因为中国面临着环境、资源、经济和人口方面的严峻挑战，更不用说其对手美国没有显示出陷入长期衰落的任何迹象，尽管目前遇到了种种经济阵痛。北京可能比自己所揣测的更早地面对这样的前景：重新振作的华盛顿决心重申其战略利益。
因此，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如何才能确保良性竞争不会让位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加剧现有的不安全感并造成严重冲突的流血思维。这可能是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维持其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话。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权实现军队的现代化，维护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北京坚持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要求的做法适得其反——疏远了邻国，提高国际上对中国的战略野心的关注度，引发该地区的对抗性行为。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海上实力的挑战触及了美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继续保持太平洋的海军优势不仅对美国的安全、而且对美国作为全球杰出大国的地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情况几乎肯定会引起军事和政治上的抗衡。
这里的问题在于，北京解决敏感的政治和主权问题时经常采取严厉、强硬的官方说辞，并且政府愿意接受、有时甚至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加剧了与美国和日本的纠纷，并使纠纷复杂化。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和全球关联的中国将意味着，外交政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以及外交部和国务院中一小撮为外交政策提供支持的精英的专有领地。通过聊天室、博客和互联网网站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处理复杂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当然，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被竞争对手妖魔化，正如美国80年代”抨击日本”的做法所证明的。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梦魇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破坏稳定的作用。在那里，耸人听闻和煽情的报道经常与西方小报相关，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不去讽刺美国的意图和能力，而不是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如果北京尚未为新闻自由做好准备，它就必须为受控媒体的情感爆发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制订一项更加协调一致的战略，明确承认北京在资源方面的忧虑和因此而产生的承担更大责任保护西太平海上通道的需要。对于中国最近表现出的比较独断的行为，西方的种种解释都没有认识到的是，北京的经济严重依附于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它是国际贸易的一条主要渠道，并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宝贵的海洋生物。到2030年，中国多达80%的石油和多达50％的天然气将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进口。而马六甲海峡是一个传统的海上咽喉要道，航道狭窄而水浅，每天都有大量轮船通过，而且容易被封锁或者环境堵截。
中国的能源进口的增长率是史无前例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该国已经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成净进口国，55%以上的石油通过进口，原油进口仅在2010年就惊人地增加了17.5%。这种资源的脆弱性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除了担心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和本国能源供应遭到环境阻塞之外，还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对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绝大部分海域享有有效的海上控制。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谈到所谓的马六甲困境，第一次对此表示不安。中国官员此后一直明确表示，中国不再准备把西太平洋的海上航道安全外包给美国海军。因此，无论美国和日本喜欢与否，中国海军的航海信号旗将更为频繁的在西太平洋和马六甲海峡南部出现。这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一个自然结果，正如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的出现预示着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另外一种危险在于美国的行为及其对中国所采取的做法的种种矛盾。2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令人困惑地混杂着接触、合作、竞争、避险行为和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说教。由于对北京的不满和敌意不断增加，美国政府面临着挑战，即确保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国内政策失误的替罪羊，或者取代苏联成为战略上新的假想敌。任何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会适得其反。这将削弱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招致相应的反应而加剧已存在的紧张关系。
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所产生的战略意义将会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范围。随着竞争加剧，防止冲突升级并非易事。这未必是因为北京寻求领土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在价值观问题上与华盛顿有严重分歧。这些问题大体上是可以控制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自己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华尔兹所阐述的传统安全困境在当代的呈现：在谋求通过建设强大军队来增强自己安全的过程中，大国往往令其他每个人感到更不安全，因为这种军事力量经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不是一项合理的防御措施。
目前，中国尝试通过”探测周边”来考验华盛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决心，业已导致美国可以预见的强烈反应。美国海军和空军正在制订计划，以采取一项新的”海空作战”战略，从而抑制中国导弹的强大实力，并使之变成瞎子。这项战略在华盛顿正迅速获得政治上的吸引力。而这种情况不需要费多大劲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对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的其它国家卷入进来。要想避免最糟糕的结果，就必须长期承担增进信任和预防性外交的责任，并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以防止本地化的纠纷和事故升级成为大范围的重大冲突。
总之，东亚旧秩序的解体在该地区造成了一种脆弱的力量平衡，而中国在本地区的野心则使这种平衡产生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尽管这种野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美国抱有同样可以理解的决心要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在该地区旧有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全球急剧变化的时代，两国能否成功地应对这种脆弱的过渡，从而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的稳定性，仍是摆在亚洲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项核心问题。
Alan Dupont 为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安全教授、国际安全与发展学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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