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6日那天，我们这个凄凉的家庭发生了一件令人激奋的事情。傍晚，家中电话响起，我患病的丈夫接听后，脸部一片茫然，哆哆索索地问：“肖杰父亲？！”我一听便把电话接了过来：“啊？你是肖杰的父亲？”“我是啊！”于是，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就对起话来，生怕电话断了。
肖杰的父亲正是我们苦苦寻找了将近20年的难友啊！今天他竟主动找到了我们，真是老天相助啊！在我们那份195位死难者名册上，肖杰名列第四。当时我们想，既然很快就知道了肖杰的名字，那寻找到他的家属就不会太难。未曾料到，一年一年过去，直至今年……。
肖杰，又一个在“六四”惨案中遭武装部队杀害的优秀中国青年。他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在1989年大屠杀后不久，我就得知我自己所在学校一共有6名大学生、硕士生遇难，其中新闻系两名，这就是陈来顺、肖杰；哲学系一名陆春林，工经系一名吴国锋，国政系一名张向红，还有一名是苏东所的程仁兴。到目前为止，人民大学被枪杀的学生最多。
我本人是从新闻系毕业的。那个系有我的老师、同学和老领导，我料想他们一定能帮助我的。但是，事情竟然出乎我的意料。在上世纪90年代，我托了好多友人，寻找到了人民大学其他几位死者的亲属，却独独找不到肖杰的亲属。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我曾苦苦请求新闻系与我相熟的同乡姐妹帮助我。不久，她找到我，悄悄对我说：“你不要再去查了，这个学生情况特殊，他的档案材料学校都封存了。”我问：“为什么？难道系里也没有留下一点线索吗？”经我再三追问，她才吞吞吐吐告诉我一些情况：肖杰家住成都，父母就此一子（现在得知还有一妹）。学潮期间，他表现相当激烈，曾参加过胡耀邦逝世后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长跪和后来的绝食活动。“六四”一开枪，系里为了保护他，动员他赶快离开北京回成都去躲一躲。那知6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去火车站的路上经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戒严部队令其站住，未听从，子弹从后背穿过前胸，当即死亡。下午四时许公安部据从遗体发现的学生证通报学校领回尸体。……这段情况，就是我在死难者名册里所写的。
几年过去，我仍没有死心。该系有一位副系主任，他的夫人与我关系不错。我知道他们夫妇俩对当年的学潮持同情态度，好几次都想找找他们。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相遇，我就悄悄托她找肖杰在成都的家庭地址。她当时没有拒绝我，但也没有爽快地答应。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这是让她为难了。
2000年早春，我与我丈夫顶着几个省市国安“便衣”的跟踪，去四川去看望成都的难友吴定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一面见得真不容易，“便衣”们紧跟不放。我们曾托成都的一些老朋友打听过肖杰家的地址，但是找不到任何一点的线索。这本来就是漫无边际的事，但总期待着天下事有时会碰巧。我们的心里，常常挂着肖杰的父母。
快20年了，自从1991年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以来，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在采访中，说到许多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唯独没有肖杰的情况。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念起这位小系友。他长得怎样？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每次念及，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愧疚之情。
因此，接到肖杰父亲肖宗友的电话，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首先要问清楚并记下来他们夫妇的姓名、地址、电话、邮编，以后好经常联系。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到我们的电话号码的？……一连串的问题，双方虽从未见面，但从电话中就可体察到那份相知、相遇之情，——这是任凭何种力量都阻隔不了的。
这里，我要感谢大洋彼岸的苏晓康先生，正是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在香港开放杂志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寻访六四受难者》。经我询问才得知，肖杰父亲的老同学去香港偶然购得此书，书上公布的遇难者名单第四位便是肖杰的名字。此人从香港回来送书给肖宗友阅读，以慰其丧子之痛。老肖是有心人，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的电话。我们两家难属父母从遥远的20年一下子拉到了近在咫尺。这是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啊！。我从电话的另一端能感受到这位四川老汉的激动心情。
第一次通话，肖家急于想告诉我，肖杰早在天安门绝食期间就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他虽躲过“六四”了大屠杀，但第二天还是不放过他。他是在第二天回四川途中在南池子南口遭黑枪打死的。当时没有气绝，现场有一百多位勇敢的北京市民把肖杰送往马路对面东长安街公安部内公安医院去抢救。但是没有活过来。
肖杰倒下了。他的父母从四川来到北京匆匆处理完后事带回了亡儿的骨灰。他们家远在成都，但当地有关部门仍不放过他们，在肖杰遇难后的数年内，还常常“光顾”他们家，以致他们被迫数次搬迁。
我们两家取得联系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今年“天安门母亲”致两会的公开信，并介绍了我们这个母亲群体的活动情况，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很快我就得到他们的回信：他们夫妇俩今后将与“天安门母亲”群体站在一起，今后在每一封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来信看，肖杰的父亲有一定的书写能力，我就邀他为我们“天安门母亲”网站写稿。当时我们正为网站辟一个专栏，题名为“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老肖痛快地答应了我。他还告诉我，他要整理肖杰的遗物，回忆他短暂的一生。
我能理解他撰写此类文字的那份撕心裂肺的痛。但是，这样做了，也许能让他的悲情释放一下。为了让肖氏父母更好地排遣孤独之情，我还特意向他们夫妇和同住在成都的吴国锋父母分别寄去了信，介绍了彼此的情况以及联系方式。
没有过几天，我又接到老肖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夫妇俩那天一早就去了老吴家。两家互诉衷肠，整整谈了一天，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家里。他们两家还相约，父母年纪都老了，如果他们离世还讨不回公道，那就由彼此的女儿来继承父母的遗愿。我在电话里听到这些话，不胜唏嘘，心有同感。老肖还告诉我，他的文章已经写好寄出了，委托我在发表前为其润色。
从四川成都寄往北京的信件至少也要三、五天，当我们接到老肖的信件时，却发现维权网上已经发表了老肖已经寄出但我还没有收到的那篇他本人撰写的文章，以及当地民间维权人士对老肖一家的访问记。其他还有一些有关的照片。
好在，我们与肖氏父母的联系还刚刚开始，来日方长。 “天安门母亲”之间，只有共同的苦难，没有共同的欢乐；只有心灵相通，没有间隔阻碍。
丁子霖，《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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