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仇官、仇社会的“解仇药”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肖志恒日前在点评全省反腐败斗争形势时，开诚布公地说：“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有些转化为仇官心理，继而转向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这是很要命的。老百姓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不信任情绪。”

　　“仇富”、“仇官”的话题，早已弥漫市井乡野，折射庙堂贵胄。而如此高分贝敲响“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警钟，并不多见。肖副省长这番直陈时弊的警世之言，和近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的“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言论一样，是当下建设幸福广东“激情再燃烧”的思想大解放，揭开了“一叶障目、两豆塞耳”的官场脸谱，深切表达了党内开明领导、有识之士对当下社会官民矛盾尖锐对立的忧患和反思。

　　当下中国民众的仇恨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扩散。仇富、仇官、仇警、仇法官、仇城管、仇医生、仇楼市、仇股市、仇两桶油……直至如肖副省长所言“转向对党和政府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凡是特权横行之处，凡是不公不义之时，就有仇恨迅猛滋生。当一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里都充满着仇恨，那“包容性增长”何来包容？“和谐社会”怎有和谐？当仇恨的积累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特权愈暴，贪官愈贪，奸商愈富，专家愈“砖”，民怨就愈愤，如果得不到舒缓，仇恨的火山就会在某一个偶然事件喷发而出。

　　素来勤劳、善良、温顺的中国百姓，为什么变得如此多仇？难道是千年“等贵贱、均贫富”草根夙愿的再度张扬，抑或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仗义之心的回光返照？

　　是百姓贪得无厌吗？前任广东省长黄华华在去年谈及百姓“仇富仇官仇城管”时，说：“我们现在得倡导知足常乐的观念，否则民众心理很容易失衡。比如，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看到别人赚的钱多，他也想赚那么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是道啊！你想成为李嘉诚，可你有那本事吗？”毋庸置疑，民众难免存在“羡慕嫉妒恨”的人性弱点。但是，大凡仇恨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底层百姓，一种是有正义感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是“足”吗？老百姓如何“乐”得起来？老百姓质问权贵们，为何已经住豪宅大院，吃山珍海味，还要如此拼命敛财？老百姓从不会仇恨像李嘉诚这样白手起家、生财有道、富有爱心的企业家。

　　是百姓不该仇恨吗？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一旦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失控了。一旦这个社会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员，倒霉的是老百姓。”李副校长劝百姓不要怀仇恨心，否则倒霉的是自己。

　　一个劝慰百姓“知足常乐”，一个劝诫“仇官要倒霉”。这两种论调，都可窥长久盘踞、缠绕不散的封建专制思想遗毒。一个漠视，一个无视，把“民生之艰”视为空气，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大相径庭。正是权力与金钱的傲慢，才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所说，造成“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倾向，继而造成中国社会的全面断裂。

　　百姓普遍仇富、仇官，并非全是平均主义观念的红眼病，而更多是因为“第一桶金”的原罪与官位取得的非正当性，为富不仁，为官不廉。在商界，偷税逃税、掺杂使假、欺压贫弱等丑恶现象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奸商们，暴富之后随心所欲，更损害其公众形象，招致愤恨那是情理。在官场，一些公仆的异化现象相当严重，“为人民服务”私添一字成“为人民币服务”，“升官发财享乐”六字真言成为人生追求，“腐败”成为生活方式。官迷心窍，钱欲熏心，哪里还有一点“仆”之心、之行、之态，完全成了欺上瞒下的恶仆，必然走到百姓对立面，百姓仇官那是必然。个别地方甚至被弄得民怨沸腾，基层政权受到冲击，震惊高层。

　　百姓仇恨情绪的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保障水平低，两极分化加剧，制度缺陷导致社会基本公平的消蚀。中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当基尼系数为0.5以上，特别超过0.6以后，社会将动荡失控。而今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新的“三座大山”压顶，加深了百姓仇恨情绪的程度；社会基本公平缺失，处处受窝囊气，扩散了百姓仇恨情绪的广度。其实，百姓仇恨的是官商勾结，仇恨的是司法不公，仇恨的是特权横行，仇恨的是黑、恶、贪、腐，仇恨的是不公不义。而这一切，又怎能是“知足常乐”的道德教化所能化解的？

　　“制度优越性”，不是执政者标榜的，而是民众切身感受的。在邻国日本，有一个行政传统叫“体察文化”。政府部门在道德上、伦理上具有优越感，居高而视，体察民情。如果体察不到，还要通过“苦情相谈”来弥补解决。“苦情相谈”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上访制度。民众有什么苦情，遇到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政府帮助解决。日本政府比不过我们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官威。日本的政府是开放的，除了中央政府，民众都可随便进去；我们的政府是武警站岗、特勤把守的，人民非请勿入。日本公务员遇到“上访人员”，高兴得不得了，有问题就去解决。而我们人民公仆看到上访人员，就常常头疼，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视为“敌对势力”予以打击法办。与“体察文化”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截访文化”，除了一声叹息，夫复何言？

　　百姓仇富仇官乃至仇制度，不是今天才成为话题，已是令人焦虑的老生常谈。究其源头，就是封建思想的遗毒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如何纾解日益激化的官民矛盾、化解民众仇恨心理，解药有三贴：

　　其一，政治文明。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打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禁区和雷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践行现代宪政。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民主国家公民不仇富、不仇官、不仇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我想，这一定不是“知足常乐”之德，而是“政治文明”之功。

　　其二，求真务实。如习近平副主席所言：“关键在落实。”把决策变为人们的实践行动、由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无疑需要克服主观和客观上的诸多障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落实”，而不是“空谈误国”，中南海政令才能畅通无阻，好经才不会念歪了。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全面落在实处，把一切动听的口号落在实处，百姓才会活得幸福而有尊严，不再仇恨。

　　其三，公平正义。如汪洋书记所言：“下决心解决公权力对资源配置不恰当干预。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指出：“为何社会出现仇官、仇富、乃至仇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很大程度与社会公平正义不够有关。老百姓不满意，是因为非公平竞争。这对社会有摧毁性的潜在威胁。为什么你拿100元，他拿50元，他不满意，主要不是因为这个钱，是拿钱的过程不公正。”只有民主法治，才有真正的阳光政府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才能催生公平正义，散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