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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政策制定中的一路思索

——写在文化部成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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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马英九总统第二任期即将在五二○展开，文化部则在次日正式揭牌。内定首任文化部长、现任文建会主委龙应台，首度就文化部的愿景发表专文，特交联合报独家刊出。
    
    文化部要做的事情真多：它必须创造环境，让这个国家里每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得到心灵奔放、才气焕发的机会。它必须建构机制，让流动如水、明灭如星的创意得以凝聚，得以专注，得以永续，从而成为国家的品牌，人民的荣耀。它必须有前瞻力，制定计划，让思想的内容、文化的价值、种种难以固化的抽象概念转化为经济的产值，然后让经济的红利回头来灌溉创意的土壤，使内容更深刻，价值更隽永，犹如雨水重新回到花园。
    可是，文化部更核心的责任，其实在于它怎么面对国民。
    
    让经济红利 回头灌溉创意
    
    国民是谁？是中小企业里每天拚搏的老板，是饶河街夜市里叫卖的商贩，是精神病院里逐渐康复的病人，是正在狱中的服刑者，是开家庭美容院的陆籍配偶，是臂上有“反共”刺青的老先生，是那被迫或选择从事性交易的妇女，是大城市明星学校里的学生，也是偏乡离岛人口外流的农村渔村里的孩子。
    所谓文化部，就是一个文化资源的分配者。像一个农人，往哪里犁田、撒种、施肥，哪里的作物就可能欣欣而长。我在思索的是：如果认真地看待国民文化权这件事，我们过去做了多少，欠了多少？怎样的机制可以让文化资源真正地渗透进入台湾七千八百三十五个村落？文化权如同政治人权和社会参与权，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文化权是国民的基本人权──这个基本的承诺，实践的具体步骤是什么？
    
    ?I卫文化权 资源凝聚成国力
    
    同时，资源必须如何用在关键的支点上，才能让文化力真正汇聚成国力？以出版业为例，大家都知道它必须从传统产业转向电子化，出版社必须转向一源多用的经纪制度和国际运作，那么政府的着力点必须在整个产业链的哪几个环节？台湾以源头创意知名于华人世界，可是创意源头必须和产业模式与市场结合，才有竞争力。育成、补助、贷款、创投，如何整合？
    不能不思索的是，传统的文化政策思维，有没有发现台湾社会的基础结构已经悄然发生深层质变？譬如人口结构，台湾在民国九十九年的总生育率已经降到零点八九五，翻译出来，就是说，民国一零五年以后，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十四岁以下的幼年人口，在一一四年正式成为“超高龄社会”。从“高龄化社会”变成“高龄社会”，法国花了一百二十六年，美国花了七十一年，台湾花了二十四年，但是，从“高龄”迈入“超高龄”，台湾只花了短短八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在连夜编列一零二年的预算了，那么民国一百零五年──不就是明天早上了？
    
    解条例死结 吸引国际人才
    
    我在思索的是：一百零五年，六十五岁以上的“熟龄”国民将有三百一十一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点三。这庞大的退休人口中，很大的比例将是人生最后的“黄金十年”。我们必须创造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充分照顾到他们的文化生活？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将这“黄金十年”转化成文化的人力资源？退休的美术、音乐老师、有经验的公务员，如果给予完善的办法，会不会愿意进入医院、监狱、孤儿院，去奉献爱心和专业，进入乡村，用艺术去辅导文化造村？
    转折点一百零五年，十四岁以下的人口，只有两百九十四万七千人。我在思索的是，文化部要创立什么样的文化环境，这些“个个都是国之珍宝”的孩子们才有可能成为创意充沛、素养深厚的台湾公民？我们要解开哪些条例的死结，制订哪些文化法规，才能吸引国外的文化创意人才涌入台湾，填补永续经营台湾的队伍？
    
    两岸文化交流 更从容开阔
    
    我常被问到两岸交流的问题。问题里，总藏着某些看不出的意思，总有点紧张。
    我在思索的是，我们能不能更从容一点，更开阔一点，更自信一点？
    文化交流，起点不是两岸，是国际。
    德国有歌德学院，瑞典有瑞典协会，韩国和日本都成立了海外的文化中心。专做国际文化交流的法国文化协会一年的预算额度就是台币一千七百亿。我在思索的是，如果这些无“内忧外患”的国家都投注如此巨大的资本在做国际交流，处境艰辛如台湾，我们该重视文化外交到什么程度？
    文化部应该打破国对国的传统交流观念，尽其所能地协助民间团体积极地各自去建立国际联系，更应该争取外交部的协助，媒合台湾的各个地方政府文化局与外国的机构建立多边文化交流系统。艺术家、作家、学者的交换平台可以大幅扩充，公私立博物馆的全球连线可以尽量提升，尤其是南方视野的完整建立，更是重点，这包括在文化上对东南亚的重视，对澳洲和纽西兰的深入，以原住民文化为主体思维的南方眼光。
    
    101年文化部 踏出历史一步
    
    两岸的文化交流，能不能跳脱六十年的“国共斗争”和“海峡两岸”政治角力的框框，也放在这样三百六十度的视野中去看呢？我知道两岸之间有很多的商业谈判要做，譬如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落实措施，譬如影视及音乐产业和图书出版产业的条件磋商，中间充满困难，因为两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我们当然担心，一个开放社会和一个权力集中的社会原本就立足点不均衡，我们对于强大的民间社会不能，也不会，用国家的力量去要求。但是，我在思索的是，我们对于台湾这个开放社会的文化的韧性，对于台湾这个公民社会长年累积出来的素养以及那份素养所蕴含的“力道”，是不是可以多一点从容和自信？
    这几天台北的天空连日阴霾风雨，街头也浮动着焦躁不安和种种的情绪，但是，文化部就在这样的空气中出现了，正好是民国一百零一年。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样一个文化基础大工程的建立，是有多少人，花多少力气，用多少深刻的思索，一代一代接棒而成的。
    台湾文化部成立，之所以华人世界高度瞩目，是因为，一个以文化主体为思维，以文化专业为职责的文化部成立，代表的是，台湾在深耕民主的努力课程里，又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虽然是小小第一步，却有千钧之重的意义。来源: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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