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平凡的周一、周二下午，學生、師奶、長者先後到訪這深水唐樓，盼尋找六四真相。當中不少人是來自那個網上搜尋器不存在「六四」兩字的國度，貴州的七旬阿伯帶備攝錄機，準備把六四大遊行及燭光晚會一幕幕在內地看不到的畫面拍下，再回家製影碟派予同鄉，他更說「什麼都不怕」，但他與其他到訪紀念館的內地人一樣，怕上鏡、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分。惶恐與他們在一起，但，他們仍然想找尋真相。
「平反六四」這四字已被高喊了超過20個年頭，今年更多了一個「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在深水汝州街租了唐樓二樓單位作展館，展館對面是「黃金網絡城」，聽義工說，不少一心打機的年輕人，誤打誤撞進了這歷史長廊。
紀念館播放《抗戰二十年》，淡黃燈光照一幅幅陳年相片。這天，貴州的張伯拖老伴到來，細心看每塊展版、書籍、剪報，足足逛了一個半小時，但不敢買紀念品。張伯談起六四依然激動，「溫家寶說要平反六四，表面上是，事實根本是不可能！給六四平反，即是要中共下台，他們怎麼敢？他只想騙老百姓！」
張伯是個熱血老人，在內地學懂「翻牆」，常透過「動態網」瀏覽被官方屏蔽的網站，搜尋六四資料。他過去曾多次探訪長居在港的女兒，女兒不關心政事，反而女婿知他心意，特地提醒他今次來港要到六四紀念館走走。張伯今年決定留港至六四晚會後才回鄉，「我聽說香港每年都搞燭光晚會，我要看看是什麼，亦要去大遊行，因為大家說那裏人人都高呼要平反六四，去到就沒遺憾了」。張伯更興致勃勃取出袋裏的攝錄機，說要拍下遊行場面，回家製光碟傳出去，「我不怕！現在（中共）那麼多權鬥，溫家寶也說要平反，我這種事情，他們不敢管，也管不了這麼多！」
張伯離開後，同樣來自內地的張先生也來到紀念館，同樣熱血沸騰。張生是記者在紀念館兩日採訪中，首個敢買紀念六四T恤的內地人。張先生10歲時從電視看到清場的畫面，因官方一直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曾一度相信這是真相。
自2008年起，張先生因工作關係每年來港，他定必參與六四遊行，但同時感到香港言論自由日漸縮窄。「白色恐怖肯定是有了，副總理李克強來港，我真想問，為何學生不能和平示威呢？香港是中國最後一片可以有自由、民主的土地，維持不了會很遺憾，真擔心六四集會不能辦下去。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張先生不怕鏡頭、不怕香港傳媒，甚至願與記者交換卡片，不怕被人算帳嗎？「國安常找我談話啦，有什麼好怕？我沒有違法，我問心無愧，我只是來這裏買衣服穿而已。」
有內地人來尋找心底一直知道的真相，但亦有人看罷館內一切，仍然迷失。這天午飯時間過後，獨自進館的還有從觀塘來的陳伯。陳伯在2000年初才移居香港，六四發生時仍在內地。他多次跟記者說﹕「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我在電視看到解放軍出來，但看不到清場、學生死的場面，只看到有『壞分子』打死解放軍，吊起他們燒！」陳伯激動的說﹕「是吊起他們燒呀！你看過嗎？」
今天來了紀念館，他說的確對事件了解多些，但仍未消除內心疑團，「內地對六四的評論較簡單，但知道事實的全面，總較片面好，希望中共將來能有個說法吧。在那個年代，未成熟的中共可能覺得學生錯，再過20年、30年，中共再回看事件就會覺得學生是對的」。
六四紀念館內除了介紹六四前因後果的展板，亦展示不少記錄六四的書籍，其中一本結集當年各界譴責中共屠城廣告的文本，刺痛阿杰的深心處。22歲的阿駿和17歲的阿杰是港產堂兄弟，前者「青靚白淨」、後者戴鴨舌帽，怎樣看二人都像喜愛在對面「黃金網絡城」打機，但二人都分別從屯門和上水專程到來。
六四發生那一年，兩人還未出世，他們也從未去過六四的燭光晚會。阿杰好奇為何向來3分鐘熱度的港人「咁有恆心」，在街上接過紀念館的傳單後就相約堂哥。「看那本結集時，發現原來當年很多人都關注六四，連小學、幼稚園也登廣告爭取中國要民主，現在大家卻在淡忘，當年登報的政客也不說了，很諷刺、很沉重。」
堂哥阿駿更關注香港的言論空間。「原來你們記者還可以報六四新聞？我以為這些敏感東西很難出到街，我好驚訝喎。」
來紀念館的人不算多，但每人至少駐足停留45分鐘。不時舉起單鏡反光相機拍下展品的駱先生說，所有關於六四的資料大都已看過，王維林身擋坦克的相片，在他退休前一直安放於其港鐵辦公室的桌子上。「我一直都很留意六四，多年來六四燭光晚會都有去，大風大雨也去，《民主歌聲獻中華》也有去。年年華叔高喊支聯會五大綱領，說到『建設民主中國』，我都會在後自己加一句﹕『希望下年不用來』。」
本來笑說話的駱先生突然沉寂﹕「已經20多年了，為何還未平反？為何還要再來？上邊（中共）好像一點也沒變？」他每年逗留在六四晚會的時間不斷縮短，不是老骨頭受不了，而是「頂唔順」那種哀傷，「你看見華叔、再聽丁子霖講話，真的頂唔順，我不是天安門母親，但也是個爸爸呀。我不忍心哭出來，現在索性站在一旁，蠟燭也不拿了，頂唔順就走」。
63歲的駱先生過去每年都偕妻兒到六四晚會，但兒子長大後就沒再帶他去，「我已讓他了解六四是什麼回事，應由他作價值判斷，自己選擇去不去」。駱先生說，新一代愈來愈少人關注事件、了解真相，大人應做好傳承，「扭曲歷史比淡忘更大鑊，淡忘可以recall（回想），扭曲（歷史）後果卻很深遠」。
紀念館也是一個學習平台。約20個則仁中心學校的學生，他們大多有學習障礙或情緒問題，較常人活躍、多言多動作，但望館內輕觸式屏幕展示的北京長安大街時，尚算專心，嘗試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
負責講解的義工要求他們臨走時每人說一句話總結感受。學生你眼望我眼，好不容易才開口﹕「他們很勇敢」、「當時的學生很堅持」、「內地解決現實的食物問題更重要」等，「其實要承認一件事不是太困難」，帶隊的羅老師說。
這班90後離開後，12歲的潘奕愷拖媽媽進來，他的身高還不到民主女神像的一半。潘太站在奕愷背後，雙手搭在其膊頭上一起看展板，不時向他解釋。她說，兒子去年出席燭光晚會後，主動要求我帶他來，這年僅12歲的小學生看罷15分鐘講述六四前因後果的短片後，向媽媽說﹕「一定要平反。」
明報記者 林凱旻
來自內地的張先生（蹲下者），是記者在紀念館兩天採訪中唯一敢買六四紀念T恤的內地人，他更表明在參與六四大遊行時會穿上它。張先生說，自己只是買衣服穿，國安若要找他，只是浪費人力物力。（李澤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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