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一个被极左的毛泽东政权重创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受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
中国和西方的精英里有很多人都迷恋所谓的“经济决定论”— 即经济发展能为改变政治体制创造有利条件。当然，这一理论的来源很多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左翼的“经济决定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自由化的“经济决定论。”由于文革后中国的特色，中国版的“经济决定论”又被掺入了一些新的内容。
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一个被极左的毛泽东政权重创的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受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经济发展能为执政党提供一个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合法性来源。共产党的江山由经济发展决定。所以，邓小平会在20年前说出他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对“经济决定论”也颇有钟情。在天安门事件后，即使在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派亦没有对通过经济改革而“曲线救国”这一途径丧失信心。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巡打开了经济改革的大门，中国的市场化已走上不归之路，之要这一趋势进行下去，政治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西方，“政治决定论”在精英圈内的影响也很大。主张对华接触的政治领袖和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变革。
在邓的南巡20年后，当中国面临共产党又一次权力移交时，“经济决定论”看来已彻底破产。
这一结论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包括许多官员）中，“经济改革已死”已成共识。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没有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体会到“经济决定论”的局限。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社会矛盾由于收入不均，官员腐败，精英特权世袭性固化等因素日益激化。经济发展并没有为共产党提供可靠的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持政权，现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赖高压手段，“维稳”成本越来越高。
在西方，政治精英和商界领袖们对“经济决定论”也开始失望。中国在现有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政治红利。不仅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没有被经济发展改变成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体制。相反，在这一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创造的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怪物，它虽受益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但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国际义务等问题上不遵守规则。更令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担忧的是，和西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统治精英对西方民主世界的敌视态度。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有能力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经济决定论”在邓南巡后的20年中的兴衰史反映的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局限性。虽然，这一理论并不完全错误（因为它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决定改变政治体制的根本因素不仅是对历史（主要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错误的解读，而且是忽略了专制政权的核心特征：即这类政权的掠夺本能。
在解读西方政治发展史时， “经济决定论”把民主体制在西方的出现看成是经济现代化成功的产物。其实，这一对历史的解读从事实上来说是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西方在经济现代化之前就有了一套保护产权和基本人权及限制政治权力的宪政体系。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西方的经济现代化不可能成功。如果用一个理论来总结西方的经验，“政治决定论”比“经济决定论”更有事实根据和说服力。
“经济决定论”的根本弱点是它忽略了专制政权的掠夺性。在权力没有限制，产权和基本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体制中，统治精英可以没有顾忌地掠夺社会创造的财富。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成本超高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如高储蓄，自由贸易，和人口红利）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够带来政治体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会取消统治精英的特权，使之无法掠夺社会财富，所以经济越繁荣，统治精英越反对民主化）。相反，经济发展会造成更恶劣的社会不公正，权贵资本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政治特权成为敛财的工具。由于这类体制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在这种体制下必死无疑。
“经济决定论”的破产对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一件好事。现在人们的焦点将会重新聚集到中国的最核心的问题上，即如何变革其专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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