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对袁绍而言，固然是一次致命性的打击，然而其残余势力的消灭仍需一段时间，袁绍这个集团最终在曹操的军事打击下，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其集团内部的许多矛盾自己没有处理好，那么大的一块地盘，那么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怎么会三五年时间便土崩瓦解呢？

《后汉书·袁绍传》讲到：

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这里讲的是袁绍如何处理诸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交接班的名分要尽早确定，否则必然引起诸子之间的争斗，那便反为政敌从外部分化瓦解提供了机会。万人逐兔的典故，裴松之注引《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过不能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词略同。其实这个典故先秦其他典籍也引用过，《吕氏春秋》的《慎势》讲得比较透彻一点，其云：“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是等级秩序的确立，才能防止竞争，防止由争而生乱。袁绍这样安排三个儿子一个外甥，各据一州，实际上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祸根。内部相争而生的乱子，为外部势力的吞并提供了口子，袁绍集团最后被曹操所吞并，就是利用了袁氏兄弟之间的纷争。

所谓“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这是指诸子在王位继承上的相互关系。年均，指同年诸子，难分长幼，则以贤者继承王位。德均，则指诸子品德相近，都能孝顺父母与长者，那就以卜定位。这句话总的意思是王位的继承关系要尽早确定，老人活着，诸子之间还不敢也不至于引起纷争。老人去世，而继承人选不及早明确，势必引起争端，兄弟之间互斗，势必引起大乱。齐桓公有五个儿子，齐桓公一死，诸子为争夺王位混战一场，齐桓公的尸体没有人去收敛，长了蛆虫爬到大门之外。而且王位最终确定经过的历史阶段，有时会很长，社会会出现一个动荡。晋献公废申生，立郦姬之子，得不到大夫们的支持，晋献公一死，内斗不断，晋文公流浪在外十九年，到晋文公即位以后晋国才重返强国的地位，这些故事，《左传》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沮授对袁绍讲，要“上惟先代成败之诫”的道理。沮授为什么要说这番道理，因为袁绍不及早确定皇位的继承人选，而让诸子各据一州，一旦他去世，那么临时确定的继承人难以服众，所以势必引起纷争，太子左右的班子要及早成型，否则的话临时何以应对呢？其实《春秋公羊传》在鲁隐公元年讲到嫡长制的原则，其云：“凡隐公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可见在家长宗法封建制下，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亦有森严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确立这样的等级秩序是为了防止争夺，五四运动，强调个性的解放，巴金的《家》、《春》、《秋》三部小说，讲的是个性解放，但在一个家庭范围内势必引起纷争，出走当然是回避矛盾的一个方式，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从个体出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争。东方的思维方式不是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为出发点，它是在整体思维的视角下，强调整体内部的等级有序，强调在等级制下的和谐相处。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家稳定了，国也稳定了。从王者之家而言，家乱了，国也乱了。《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的核心是下对上的一种心态，提倡这种心态的目的是维持家庭和国家的等级秩序。当然这种等级关系，也有其相对的一面。在君臣之间，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父子之间是父慈子孝，《礼记·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三者是指人应具备的修养，如何处理五伦关系，《孟子·滕文公上》则谓：“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的相互关系以和谐为主，而《韩非子·忠孝》则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这里强调的是单方面无条件的服从，目的是为了维护家与国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的传统是维稳，西方的市场经济在商品交易上，强调的是竞争，推行到政治上便是通过选举来竞争上岗。这与中国传统的维稳的思维方式不同，故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有限度，不是无限的。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有完全的竞争，在政治领域则很难推行下去了。维稳的思维方式，不允许争，争则乱也。沮授在这里对袁绍提意见，是不赞成把三子一甥各主一州，而又不早定继承人的名分，将来诸子之间势必纷争不断。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沮授所料。沮授希望立长子袁谭，但袁绍喜欢幼子，这又违反了长幼有序的原则。从事后的状况看，沮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远见的，因为有历史教训在啊！

 

 

本文选自朱永嘉著《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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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后促使袁绍集团走向终点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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