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博文《太平洋的风》根据自身的台游经历，称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脉络不断，只是被台港继承了。对此，来自台湾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发表博文《看韩寒的台湾经验与惊艳》，表示不很认同。
罗文认为，今天台湾社会让韩寒惊艳的这一切，来自“职业社群应有的专业性”，它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改造的产物。该文指出：“中华文化是不是很重要？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很难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必然的产物，更难确定九零年代初社会改造开始时，台湾的中华文化就传承的多么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别忘了，台湾一方面在推动‘文化复兴运动’，逼着我们这一代人天天背四书五经，另一方面，现实却是白色恐怖中到处抓‘匪碟’，鼓励着学生告发老师，同事相互出卖，亲友彼此监视，对中华文化的伤害也绝对不少。”
以上罗文中的“社会改造”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造。是制度改造方才让韩寒感受到今天台湾的整体社会风貌。当韩寒认为彼岸这一切都来自传统文化时，罗文以其亲历告知，比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非仅如此，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传统文化也是那个制度的受害。今天，传统文化在台湾以其正面的态势展现自己时，不要忘了，文化的后面是制度。
制度与文化，可谓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纠结。这个纠结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推诸历史，还是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出于对国民素质的否定，认为制度怎么变换都没有用。只有改革国民性才是那个时代的“第一要著”。鲁迅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依然有很大影响。经常有人从文化素质的角度批评国民如何如何，全不顾人的素质其实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当然，当下也存在着另一种偏差，过分看重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认为只有回归传统即儒家道统，才能真正推进今天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国民素质的表现，制度与文化，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传统文化是纵向汲取，但制度却是横向规约。一个恶劣的制度，完全可以打断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的文化传统，从而导致与这种制度相吻合的人性扭曲。试想，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推行满足其制度需要的告密文化、揭发文化和监控文化，传统文化中或曰人性中人与人相处的温良恭俭让哪里还会有它的彰显。
传统文化是个筐，好坏都在里面装，儒家是传统，法家也是传统。至于国民素质更多是体现传统文化中优的一面，还是劣的一面，就在于该时代的制度环境如何。所谓制度，打比方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如果打扑克都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否则玩不下去；那么，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1937年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就制度作过这样的描述：“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这种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就如同打马将的人必须遵守马将规矩一样；就如同田径赛的人必须遵守田径赛规矩一样。”问题是，规矩如何制定，并非取决于人的素质；但它一旦制定尤其是如何制定，却可以左右包括素质在内的人性。在一个谎言成性、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制度环境下，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一面很难在国民素质中得到普遍的体现，因为它直接与每个人的利益甚至安全相冲突。换言之，只有在宪政这种人民权利得到正常保障的制度环境下，人性的表现才是正常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面也才得以正常彰显。因此，从制度改造的意义上，胡适明确地说：“下棋的人犯了规矩，对方可以纠正他；打马将的人犯了规矩，同桌的人可以拒绝承认；田径赛的人犯了规矩，同赛的人可以请求评判员判处罚。这就是小规模的民主宪政。”
今天，不是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民主宪政，而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民主宪政，就很难有传统文化的优良承传。毕竟复兴传统，回归人性，本身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国民性、传统文化和制度的论争中，胡适的论述始终着眼于制度，我认为他抓住了问题的肯綮。因此，以制度视角来看韩寒的博文以及罗教授的博文，方才触及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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