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裏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裏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党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裏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裏,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党的忠誠淩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臺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臺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臺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臺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臺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臺灣人對中國的態度。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儘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裏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200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