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 舌尖上的“两个中国”不矛盾

　　近日，《舌尖上的中国》迅速串红。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两个中国”——梦幻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或更准确地说，“有味的中国”和“有毒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历来是“食文化”很发达的国家，中国食品的物美价廉享誉全球，连各国“老外”都鲜有不喜爱中国菜肴的。另一方面，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不仅毒奶粉、毒胶囊、毒蔬菜、地沟油等安全事故频发，而且农民不吃自己卖的东西已经成了普遍现象，而不可能回到农耕时代的广大市民们只有采取“眼不见为净”的回避策略——如果真的知道眼前那桌菜是怎么种出来或做出来的，那就确实什么都不能吃了。不过“有味”和“有毒”这“两个中国”看似矛盾，其实是“辩证统一”的。这倒不是说“有味”必然走向“有毒”，世界上像法国这样注重生活情调的民族不在少数，但是走向极端，一个对“吃”很纠结的民族未尝不可以成为“相互投毒”的民族。
 　　“吃”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一直很高，《汉书》将其高度概括为“民以食为天”。当然，“食色，性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饮食男女的正当性，即便将其上升为“基本人权”也不为过。不过在中国语境下，对“食文化”的津津乐道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了很久很久。早就有人说过，美国人之所以动不动上街，无论是去酒吧party还是投票站party，实在是因为自己家里做的那点菜太难吃；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对政治不感兴趣，是因为传统的皇权专制将所有国人赶进了厨房。既然不能议论国事，平民百姓就只有退缩到“老婆、孩子、热炕头”，把几乎全部智慧和情欲都发泄在餐桌上；既然每家的“小日子”似乎还过得去，自然也就没必要冒险出门去“聚众闹事”了。
 　　这种对中国“食文化”的解读固然过于狭隘，却也不无道理。我对“民以食为天”的提法是比较反感的，因为它把中国老百姓降格到动物的份上，似乎只要有得吃就万事OK了。而且是比一般动物需求更高、更无助也更需要“管理”的动物，因为世界上大概是没有像人类这样体格和食量需求的动物能凭借智慧和劳动，形成一个足以自我保护和大量繁衍的动物群体。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吃”当然首先是一个公共问题，甚至是政府治国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还不时提及“菜篮子工程”）。然而，在体制把人物化之后，我们发现“吃”的问题其实是没法解决的。靠政府去管，其实仍然是把人民当作“以食为天”的动物；让一个政府去管这么一大群灵长类动物，注定是管不好的。尤其是当人的智慧高度发达而道德状态残缺的时候，一个“有味”的中国也就蜕变为“有毒”的中国。
 　　虽然“以食为天”本身无可厚非，但也绝谈不上什么道德境界，至多只是表征了人作为动物的生存本能而已。如果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么现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也就退缩到“货力为己”的水准，把自家管好就相当不错了。对美味的追求和对权、钱、色的追求一样，都体现了人的自私本能，只不过对吃的追求一般不会直接伤害他人而已，但是它显然也不可能培养一个民族的德性、志向、信仰或勇气。如果一个民族沦落到人人为己的动物状态，那么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互投毒”就成了一种自然现象。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源头无非是在一个法治不严明、市场秩序不完善而现代处理技术日臻发达的环境下，对食品的有害处理成了个人牟利的捷径。在缺乏道德自律的情况下，有毒食品自然就横行无忌了。
 　　当然，食品安全的另一面是政府职责，食品安全失序意味着政府监管失职。然而，政府履职也是以人民具备起码的道德担当为前提。且不说在一个人人“投毒”的社会，政府即便想管也无法有效监管；在没有一点社会压力的情况下，政府为什么要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呢？如果食品安全现状实际上不会决定任何官员的去留，官员或公职人员为什么要在乎自己这片土地上的食品安全？要让官员在乎，必须让他们对人民负责，而一个“以食为天”的民族是否有能力让管制自己的官员对自己负责呢？监督官员的最有效手段是周期性选举，而选举是需要付出的——也许并不需要付出太多，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种付出是显而易见的。每当我看到地铁门一开，等候在外的人群为了争抢一个座位争先恐后、蜂拥而入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付出的准备。如此，则色香味诱人而“五毒俱全“的食品就在中国市场上畅行无阻了。
 　　注重吃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只在乎吃，那么“两个中国”会一起来到我们舌尖上。要为中国食品去毒，我们还需要超越那个“以食为天“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