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石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五项协议，其一为《宪法草案案》，草案中所包含的《宪草修改原则》，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等五方面人士组成的宪草组协商制定，讨论通过。没想到蒋介石阅后大惊，认为《宪草修改原则》整个推翻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党纲》以及《五五宪草》，在当天的日记中痛责国民党代表孙科：“竟订定此一违反总理革命之原则，真使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矣，为之奈何！”
然而，这年年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国民大会三读通过，制宪任务告成。在修宪问题上与各方苦斗一年后，蒋又在日记中感念起孙科来。他在12月21日日记中写道：“尝思今春孙（科）、邵（力子）与中共等擅订宪法原则，一般同志皆认为有意卖党召侮，违反遗教，藉外制内之卑劣手段，不可庶宥。然迄今回忆，若非当时修正《五五宪草》，如其原则一仍其旧，则不仅为中共所诋毁，即各国更认为国民政府真欲制成法西斯宪法，为世疑惧。为害之大，无可比拟，今日制宪之原则，实有得当时之修改也。”
前骂后赞，蒋介石何以有此180度的巨大变化？
蒋介石青睐《五五宪草》“总统制”
孙科，1933年1月就任立法院长，任内主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8章147条，因于1936年5月5日公布而得名“五五宪草”。
此前，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5月公布《训政时期约法》，民国历史进入“训政”时期。该约法规定：这一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这样，就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所谓“党治”合法化。《五五宪草》抛弃了上述条文，宣称“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改行“总统制”，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并赋予总统很大实权。
按程序，《五五宪草》应交由国民大会审议通过。但是，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大会虽已选出代表却无法召开，到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才再次提上日程。
《宪草修改原则》共12条，与《五五宪草》最大的差异，在于将总统“虚位化”，使总统丧失“统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等五院的权力。《五五宪草》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长，既具尊荣，又掌实权；他只对国民大会负责，由国民大会选举或罢免；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宪草修改原则》则采取“内阁制”，总统为“虚职”，实际权力掌握在行政院院长手中，行政院只对立法院负责，与立法院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立法院可以对行政院表示不信任，行政院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在这里，没有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所有权力都处于制衡的网络中。
总统制的优点是行政权力高度集中，运作效率充分发挥，但是，易于形成个人专权、甚至独裁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础上迅速形成蒋介石的个人的专权与独裁，他不喜欢受到其他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掣肘。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表示：“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斗争之端；未得五权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
《五五宪草》乃是蒋介石的“总统集权制”这一主张在法律上的体现。而《宪草修改原则》正是为了消除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独裁，反映了中共和民盟等在野党派的愿望。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和民盟结成紧密的统一战线，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罗隆基回忆说：“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晚间总是聚在一起共同讨论。那12条宪草修改原则，就是共同讨论的结果。”
《宪草修改原则》符合美国民主
《宪草修改原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民盟和国民党斗争的产物。表面上看，是中国国家政体模式采用“总统制”还是采用“内阁制”的分歧，而实际上，具有民主与独裁专制斗争的意义，有明显的针对性。
对此，当时在中国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看得很明白。他说：“中共及民盟又欲国府主席之权愈小愈好，且实行权力制衡制度，如美国之所为；地方之分权与三权之鼎立，亦皆如美国。”这段话道出了中共和民盟的用心所在，承认《宪草修改原则》符合美国式民主。
1月27日，周恩来和陆定一飞返延安，先后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政协工作，得到肯定，政治局委托代表团签字。31日，周恩来回到重庆参加政协闭幕式，两次和马歇尔会谈，转达毛泽东对他的感谢，表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又和蒋介石见面，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称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即将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的民主化”，“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随后对美联社记者谈话说：“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与中共和民盟等相反，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对《宪草修改原则》，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16日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称：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
17日，会议通过宣言，声称“宪法草案的修正，必须符合于五权宪法的遗教”。通过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展示了一次力量，似乎全党凝聚了一种共识——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不能算数，必须修改。
3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开幕。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再次说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最后决定权在国民大会；《训政时期约法》是1931年国民会议制定的国家组织法，在宪法未颁行以前，仍应根本有效。他表示：政府与二中全会都尊重政协会议，但是政协会议不是制宪会议，唯有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后，才能以宪法代替约法。这就进一步贬低了政协协议的权威性，无异宣布当时仍处于“训政”时期。
中共与美国施压
政治协商会议协议是各方一致通过的，中共和民盟自然不能同意轻易变更。3月16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早在当年2月上旬，中共就内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为行政院副院长；毛泽东还曾考虑，将中共中央所在地从延安搬到江苏淮阴，以方便去南京开会。至此，毛泽东遂改变态度，决定如蒋介石坚决要修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原则，就要考虑是否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并暂不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出席名单。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要周与民盟“商酌”，采取统一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称：“国民党内许多有力人士，现正试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此举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国共产党决不动摇，并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
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中共代表团，称：“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当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违背政协决议一事，函约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座谈，促请按照政协决议从速实施。晚间，周恩来又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国民党一党无权否定《宪草修改原则》，“政协一切决议不容篡改，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
延安《解放日报》于次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逐条批判二中全会所作决议。认为“制定宪法应依《建国大纲》为基本之依据”的说法，“充满了一党专政的臭味”，“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从未也永远不可能同意国家的宪法应以某一党的某一文件作‘为最基本之依据’。”中共特别提出：“使总统成为一个高踞于五院之上的独裁者，使总统拥有无限制的紧急命令权，使立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受着作为行政首领的总统的支配和指挥，是保持个人独裁的非常有害的制度。”
中共既毫不妥协，民盟等自然采取同一立场。20日，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等人均公开声称“不能把国家百年大计的宪法当作儿戏，既是共同协商决定，便应共同认真执行”。民盟主席张澜也指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其目的无非在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
除了中共和民盟的抵制，蒋介石还面临美国方面的压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国共两党不再发生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按照美国模式改造政府。1948年1月，政协开幕，美国政府曾寄予很大希望，但是此后发生的诸多情况，让他们愈加失去耐心。8月15日，蒋介石收到杜鲁门总统的密函，中称：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所订协定，曾为美国方面所欢迎，而认为远见之举，可使达成统一与民主之中国；但美国对该协定之未采取切实步骤，使其实行，殊感失望。现此点渐为美国对中国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中国国民之期望，为黩武军人及少数政治反动分子所阻遏，此辈不明白现时代之开明趋向，对国家福利之推进，不惜予以阻挠，此种情势，实为美国国民所深厌恶。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新审定。
杜鲁门这封信，写得很强硬，颇具威胁意味，并且很快付诸行动。18日，杜鲁门下令制止国民政府向美国购买剩余军火，使国民党军队的弹药补给陷入困难境地。
蒋介石对此非常不快，在日记中写道，“其语意之侮辱压迫，殊难忍受。”但反复权衡过后，他还是于19日复函杜鲁门，保证“尽一切可能使此等达到和平民主之步骤，迅速成为事实”。此后，国、共、美三方成立五人小组，磋商改组国民政府问题。10月16日，蒋介石发表《关于处理目前时局声明》，表示“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11月7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递交为其起草的《声明初稿》，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应以政协协议所提出之原则为基础，完成其工作”。这是美方对《宪草修改原则》的一次鲜明无误的表态，而且要求蒋介石接受。
被迫接受政协修宪原则
政协制订《宪草修改原则》的灵魂人物是张君劢。他在4月12日将一部起草好的《宪草》交给孙科，随后还译成英文，寄给马歇尔。这部《宪草》被政协副秘书长雷震接受，印出来作为讨论基础。蒋介石也有意采用张君劢的《宪草》，提交国民大会，“希望君劢出而完成宪法”。张君劢的态度也很明朗，只须政府实行政协决议即可。
其后，蒋介石紧锣密鼓筹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共和民盟都抵制，只有青年党可能参加。而张君劢所在的民社党，对于参会一直未置可否。11月14日晚，眼看国民大会第二天就要开幕了，青年党和民社党仍未决定是否出席，蒋介石请雷震连夜去上海，邀请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他让雷震转告张君劢，“政府一定提出宪草来讨论，并照政协宪草通过。”雷震知道蒋介石此时“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心中很着急”，便答应出马斡旋。
雷震随后拜访张君劢，说蒋介石请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已决定提出政协宪草为讨论的基础，且保证不推翻政协宪草的基本原则，只在文字上可能有若干修正。经过雷震三个小时的说明，张君劢感到满意。16日，民社党中常会决议，国民大会须依政协宪草，在此原则之下，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23日，民社党提出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但张君劢本人声明不担任任何名义，也没有出席国民大会。其原因，雷震称：“盖其内心已厌恶蒋中正的为人，不仅独裁揽权和自私自利，还目中无人，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他人，所以此生再不愿和蒋中正共事。”
蒋介石不仅向张君劢，实际上也是向中共和民盟让步，同意他曾经激烈反对过的《宪草修改原则》，而且也在国民大会上动员代表们接受根据这些原则所制订的宪法。11月28日，国民大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大会主席胡适代表全体代表接受。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三读通过，制宪任务完成，国大闭幕。经历种种风波与曲折，新宪法终于制订并且通过，蒋介石欣喜之情见诸日记，遂有了前文所引感念孙科、邵力子的文字，然而已于事无补。中共和民盟未参加国民大会，对新宪法都持强烈批判态度，斥为“伪宪法”，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甚至发表声明，称之为袁世凯、曹锟以来的“第三个伪宪”，要求蒋介石取消。
转眼就到了1948年，要召开国民大会行宪，选举总统了。根据新宪法，总统“虚位”，实权在行政院。是否参选蒋介石很矛盾，一度想让胡适出来竞选，自己出任总参谋长或行政院长，掌握实权，与中共决战。
老于世故的阎锡山看破了蒋的心思，4月4日致函蒋介石，建议“将大总统一席选一元老，钧座亲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宣示国人，破釜沉舟，号召天下爱国者来与匪决战”。蒋介石复函阎锡山，声称“至理名言，先获我心”。
为了弥补“虚位”总统对蒋介石权力的削弱，陈立夫、吴铁成、吴忠信、张群、王世杰等人也费了不少心机，最后决定在不修宪的前提下，以“动员戡乱”为由增加“临时条款”，用以扩大总统权力。该项临时条款获得国民大会通过，蒋介石高高兴兴地接受推举，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抗战胜利，国共合作，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可惜蒋介石未能抓住。历经修宪风波，他虽然成功当选总统，但是国共彻底决裂，内战全国展开，中华民族通过和平立宪建立现代政府的机会窗口，就此擦肩而过。
—— 原载: 《凤凰周刊》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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