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本台内部消息

　　郭熙志的这部《喉舌》（2009），像是某种“还债”的举动。他将镜头对准了他的服务单位——深圳电视台：新建成的现代大楼，明晃晃的落地玻璃，宽敞泛光的楼道，人们互相分开又连接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与他一道工作的同事们，《第一现场》或《都市频道》的，电视台老总或一线记者。
 　　除了主持人，平时这些男男女女都躲在电视台的屏幕背后，避免出现在观众面前。然而，既然他们成年累月地端着机器对准别人，对准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以此获得丰厚回报，难道他们不也可以偶尔地贡献一下自己的影像，允许别人来拍摄自己？假如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架上机器，你还有什么理由在别人面前竖起长枪短炮？你整天闯入别人，难道不允许别人偶尔也来闯入你一下？
 　　这也许就是深圳电视台那些聪明绝顶的同事们，没有像想赶走苍蝇一样，赶走始终在身边骚扰不停的郭熙志的原因。如果说电视台人像是“狗仔队”，郭熙志便是“狗仔队的狗仔队”。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所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郭熙志有幸与他们的同事们之间，能够达成“心有灵犀一点通”。
 　　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不能去问，为什么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他/她们的表情经常是如此颓唐、衰败，开会时东倒西歪，一个个像是睡着了似的？谁会在整日耳鬓厮磨的人面前作假扮酷？主持人在上镜子前化妆也被摄入镜头。但若是他/她们开口，必针针见血，互相调侃，语不惊人誓不休。某些工作之余的休闲镜头，倚在窗户边上说几句话，在过道里等待着竞聘上岗，散发着某些诡异的气氛，像是有个大阴谋在等待着这些人，常常令人想起电视剧。
 　　他们的感情一会儿像是被火点燃，一会儿又掉进冰水之中。故事的上半阕是：“出发了，又有猛料了”。面对被城管抢劫的群众的控诉，他们是耐心的；站在抵制野蛮日方厂长的停工工人面前，他们是同情的；穿行在停电停水等待被拆除的老村深巷里，被前呼后拥的保安团团围住，他们与村民一样十分不安。然而故事的下半阕常常是：不能播出。不断见到新闻的小生命胎死腹中，观众会感到走进了一个媒体报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他们自然需要更多地把自己的感情掩藏起来，形成那种一脸的讥讽，一身的嘲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流露出真情的“惊鸿一瞥”。那位提摄像机的大哥，在公安局里拍摄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她刚刚因为爱情游戏撒谎报警面临处罚。他循循善诱的采访，一方面是严厉的教育，另一方面让人感到这是在公安人员面前替她求情。一位叫做汪洋的年轻记者，在饭桌上与领导顶撞之后，站在走廊里对同事们说：“不能自我阉割，否则得不到尊重。”所有在场的人们，眼圈都热了。
 　　原先的制片人离开，他们念叨此人的好处在于“给我扛压力”，并希望新来的替补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接着抗”。一位不到天年的女同事去世，大伙儿在殡仪馆哭得泪人儿似的，除了悼念的含义，还有兔死狐悲的意思。当然，事情过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次将自己隐藏起来。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此前有一位叫做大宝的老兄，因为写“保先”材料时说了一句玩话，结果被停职了。
 　　头儿开会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搞政治肯定有对和错，左与右，（有）这方面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件事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群众生活不利，最好要不要去碰。”在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他们的脸上显出一种似懂非懂的表情。“党的喉舌”，对他们来说，是一门需要单独掌握的专业课题。
 　　片子长达180分钟。有人认为需要再精炼一些。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优点。郭熙志放进去了许多看似无关的细节，那些远离主题的碎片，不停地游历出去，又不停地找补回来，庞杂而丰富。就像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同时听到了某个频道周围出现的许多杂音和噪音。只有包含了更多碎片的混杂叙事，才能释放我们尚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生活本身。
 　　比如在被拆迁的老村深巷里，两个天真孩子被摄入了镜头，他们像小动物被母亲关在了屋里。不安气氛中一小段的插播，透出一丝人类生命坚韧的底色和阳光。
 　　实际上，拍完这部片子之后，郭熙志便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现为深圳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他19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从安徽的电视台辗转到了深圳。他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渡口》，陆陆续续已经拍了十余年，不断有新内容添加进来，有关他的家乡安徽铜陵市的大通镇，一个在历史上发达富庶的地方，如今面目全非。他自己称“这是一部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