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酝酿已久但仍不满意的论文，它大致记录下了我在北大求学六年（硕士两年，博士四年）的主要理论思考。六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山”的农家子弟，石头城的大学岁月留下了诸多美好的情感体验与诗意碎片，但还不可能熏陶出相对成熟的理论品性与学术取向。我主要不是带着系统化的法学知识，而是带着年少轻狂与诗意浪漫从“星湖”跳跃到了“未名湖”。不意间，六年弹指挥去，但记忆犹如在昨，历历醒目。随着学术进程的展开，诗作渐少，论文日多，渐然明了“诗人读心，常人读书”的对峙法则，也就顺着学术理性的轨迹成长，不再一次次地“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早期写诗的经历与文学化的倾向还是深刻影响了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文风格，比如对理论的兴趣超过实证，比如讲求论断的明确性与行文的流畅性而相对弱化了严格的学术考据与论证。然而这是一个学科细化与专家迭出的时代，这样一种思考与论说方式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幸好中国历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与坚韧非寻常转型国家可比，其思想变数与制度变数非寻常政治科学框架可纳，故也就为某种喜好思想性与综合性取向的学术生产方式保留了一定的进取空间。
这六年，我在北大与北京的双重氛围中成长。硕士两年，我被北京空前活跃的公共思想氛围所吸引，除了正常修课之外，在左翼的“乌有之乡”和右翼的“万圣书园”相继连续参加了一年多的讲座和研讨类活动，较为平衡地了解与吸收了左右两翼对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不同观点与立场。同时，我的写作热情转向了网络评论，对不限于法律事件的宽泛社会事件展开理论分析，至今还觉得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发表负担或意图的、真正无功利的“网络抽屉”式写作，逞初生牛犊之气，无门无派，快意恩仇。这一时期，我的公法学专业兴趣开始受到陈端洪教授主持的“北大公法读书会”的深刻影响与塑造。这是一个特立独行、思想深邃、风骨傲然的公法学者，暗合着北大百年传统的依稀残存。北大六年，我连续参加了四年多这样的读书会，直到陈老师借调到中联办开始现代“叙拉古”之行为止。真正的理论是有温度的，是濡染了人世冷暖与时代焦虑的，我理解、支持并期待着陈老师的这次政治远行，我深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仕途”之举。
选择“政治宪政主义”作为论文题目多少有些离经叛道。2008年8月，陈端洪教授发表《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与政治宪政主义开始正式树立学术旗帜。在此之前，我通过公法读书会上对主权理论文本的阅读以及研修陈老师的公法课程，对其政治宪法思想已经有所把握。该文发表之后，北航的高全喜教授迅速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跟进，对陈老师论文中的国家主义倾向进行了自由主义的制约与重构，青年学者翟小波博士也积极整理自己的相关政治宪法研究成果并结集出版。北京法政学界的这一学术动向很快引起宪法学界内部乃至于政治思想史学界的关注，一系列学术对话渐次展开。但是，由于主流进路的话语体系相对封闭，而政治宪法学的学术建构也还不充分，这些对话呈现出很多的理论误解乃至于对立。我基本上全程参加了这些学术对话过程，深感有必要为“政治宪政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导论，将漫无边际和学术体量尚不对称的“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之争引向中国宪政转型的历史脉络和世界宪政思想的体系脉络之中，并尝试性地解释与阐明中国宪法文本中被遮蔽的“政治宪法结构”。另一方面，论文的选题还与硕士阶段参与导师王锡锌教授的公众参与项目研究有关，在我看来，中国的行政过程日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宪政主义倾向，而以司法为中心的主流进路无法在理论上有效解释与引导这一倾向。在攻读博士阶段，王锡锌教授继续吸纳我参与这一主题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并提供机会支持我赴湖南长沙县挂职，直接参与和指导“开放型政府建设”。我试图将王锡锌教授倡导的“新行政法”作为政治宪政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来处理，这在我的论文中有着显著的体现。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张千帆教授非常宽容地允许本人从事这一论题的研究，并基于其美国宪法学的厚实背景和比较宪政的丰富知识而对本文之写作与修改提供了实质性指导与支持。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非常欣慰地发现，张老师在司法审查的经典研究之外，开始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决策民主参与、民间宪政主义等政治宪法学的论题。在针对论文初稿的修改意见中，张老师提出建立成熟的民主制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张老师还在学术文献上给予本人以非常宝贵的支持。在读博数年间，我还有幸连续参与张老师的课题研究，主题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宗教法治与族群和谐、土地管理与农民权利保护等，这些具体宪法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人在理论上的虚浮倾向。张老师近来还将学术研究延伸至中国古典政治哲学领域，而且在大量学术写作之外还能够持续从事公共评论写作，这种真诚而卓有成效的知识探求与社会服务精神对本人很有激励。
论文从选题、文献搜集和具体写作与修改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了本人的博士生导师张千帆教授、硕士生导师王锡锌教授以及主持“北大公法读书会”的陈端洪教授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本文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此外，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罗豪才教授、袁曙宏教授、姜明安教授、湛中乐教授、沈岿教授、王磊教授、甘超英教授也通过课程讲授、课题研究、会议讨论等各种形式为我打下了一个相对坚实的公法学术基础，在此深表谢意。北航的高全喜教授对于本人的学术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帮助与影响，他的厚重博识与循循善诱渐然将我引向了一种宽泛的“法政思想”知识脉络之中，论文在思想史上的线索把握与知识整理受到他的重要影响。翟小波博士也许是对本人的论文写作给予最为直接与热情之帮助的人，在肯定我的学术热情与灵感的同时，也不忘提醒我注意抑制情感，强化学术论证。北大公法专业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们也给予了我相当的爱护与帮助，他们包括但不限于何海波博士、张?博士、韩春晖博士、毕洪海博士、杨利敏博士、毕雁英博士、牟效波博士、成协中博士等，尤其是韩春晖博士，他对我的论文初稿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修改意见，令我十分感动。我的师弟曹旭东博士、陈燕博士、郑磊博士、杨尚东博士以及北大哲学系的邬蕾博士、张绍欣硕士也予以必要帮助，与他们时常发生的讨论让我获益不少。北京之外，我在南大时的老师赵娟教授、吴卫星教授、肖泽晟教授也一直予我以关心和支持，还有童之伟教授、卜安淳教授、邓联繁教授、田雷副教授、蒋清华讲师、方铭讲师等也从学术上对我帮助甚多。在专业之外，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周林刚博士和中国产经研究院的陈首博士、《观察与思考》的孙艳兰编辑、《改革内参》的毕竞悦博士分别在我的学术翻译和专栏写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另外，我还要感谢郑州大学法学院的周威老师和李建新老师，他们在我参加郑州大学边沁法哲学国际研讨会之际热心安排了一场以“政治宪政主义”为题的学术讲座，这使得我有机会第一次较为正面地阐述我自身的政治宪法学观点，那里的学生的求知欲让我感动，而这还是5月11日故事，我的论文刚刚通过匿审，还未组织最终的答辩。同样感谢郑州大学法学院已毕业执教的吴礼宁博士和尚未毕业的程雪阳博士、吴乐乐博士和王圭宇博士，他们是我很好的学友和酒友，他们的不限于学术层面的热情始终透着中原腹地的那份基于文明故土的敦厚与纯朴。我无法一一列出所有对我六年来的学术成长给予各种形式帮助的师长，我的回报只能是我不懈的学术努力与真诚的社会服务。
这六年的成长显然与家庭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密不可分。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有着别样的艰辛，而自己因为长期求学一直未能在物质与具体照顾上尽到对父母的孝道，这是我一直深感遗憾与愧疚之处。也许最好的回报还只能是《春晖-致母亲》与《去飞-致父亲》这两首诗中寄托的感恩与思念。当然，即将毕业的我再也不能推迟孝道的责任了。在爱情与婚姻上我也算是幸运的。妻子王又平女士是我2006年初认识的，至今已有六年，正好与我的北大求学生涯相伴随。为了支持我在北京的学术与事业发展，她在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放弃了回青岛就业的大好机会来到北京。她是一个心思细密、本性纯真且颇有理想追求的人。然而北京的竞争毕竟过于残酷，她的发展也一直不大顺利，但她坚持下来了。2009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早，11月1日，在漫天飞雪的纯洁诱惑之下，我们第二天就去登记，一个新家在北京出租屋里诞生了。2011年3月底，小儿皓轩降生，新家一下子立体化了，无比的喜悦与充实。为了支持我的论文写作与事业发展，她以及双方父母承担了主要的养育责任。多少个日日夜夜，白天我埋头读书写作或穿行于学术讨论场合，夜晚则参与小儿的呵护与早教。然而我还是感到遗憾与愧疚，在皓轩特别需要我更多父爱的时刻，我却不能够从容地相伴左右。如今，1岁多的皓轩已经能够蹒跚迈步并发出“爸爸”、“妈妈”的天籁之音，开始形成独特的姿体语言与情感表达方式。这些欢乐也同时意味着更加全面与实在的责任，再也无法逃避，再也不愿意逃避。
在料峭的春寒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论文奉上，它是面向诸多层面的一份答卷，它就像新生儿一样，在接受鼓励与爱护的同时，也必须基于进一步成长的理由而接受应有的检验、批评乃至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求学的六年之中，由于自己的个性原因和诸多事务的插入，在理论阅读与学术历练上欠债颇多，在论文的具体写作上也还不可能完全克制诗意干扰与文学倾向而秉持一种相当的冷静与理性，尽管这些印痕未必不好，且没有这些印痕也未必就能够带出充分的论说灵感，但这一倾向显然需要更进一步的严格学术历练予以成熟克制与转化。
感谢匿名评审中的校内外五位专家，他们非常宽容我这位后生，对我的论文网开一面，因为从选题开始就不断有人提醒我论题本身存在“学术不正确”的风险，即使选完题，在写作上也需要尽量收缩锋芒，然而我的秉性和对知识的真诚决定了我尽量在论理的轨道上不避锋芒，但也确实比平时更加重视其他进路的论述与观点，更加重视材料的准确使用并强化论证。感谢参加我的论文最终答辩的六位教授，他们是：郭道晖教授、张千帆教授、熊文钊教授、马岭教授、蒋劲松教授和王磊教授。本来以为最终答辩并不会很激烈，结果要比预答辩激烈得多，或许是校外专家占多数的缘故，或许是本校老师希望在最后环节尽最诚挚的批评与提醒责任的缘故，他们的所有批评和意见都相对中肯和切中要害，尤其是蒋劲松教授对我的论文准备了长达两页的评论意见，细致入微，令我感动之余却不敢轻松。这些意见是对我这篇试图体系化但还很初步、洞开诸多意向与问题却处理得不够精细的论文的最为集中而系统的诊断。由于我的论文本身的论述面很宽，他们的问题与意见中有许多不仅仅是针对我的论文，而指涉到了中国宪法学的几乎全部的根本性理论疑难。答辩顺利通过，但就如我的导师张千帆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所说的：与其是一个结束，不如是一个开始。导师近来的思考和语言越来越哲理化，想必是学术积淀和人生历练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很敬重。总之，从预答辩到匿名评审再到最终答辩，在程序顺利开展和结束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宪法学的一种宽容精神，以至于我这篇任性之作仍可获得一定的赞誉，任可忝列中国宪法学博士论文之列，仍可落入学界若干前辈的进一步期待之中。我将这种宽容理解为一种激励，在此种氛围之下，中国宪法学或许仍是富有潜力和希望的。
这是博士学术生涯的一个必有的交代。在我看来，它的开启意义要超过总结意义，它提供了一个起点，一个可能意味着荣誉或耻辱的路标，然而我心真诚，对知识与真理的探求始终处于一种真诚状态——这是我的自许，也是我在学术上继续前行的根本精神理由。
一个段落要结束了，重新静静地坐在已相守六年（硕士+博士）的书桌前，内心几多澎湃。这就像一次思想的穿越，穿越中国宪法学种种的论述丛林，穿越百年来中国艰苦卓绝的立宪与建国，穿越欧美政治宪政主义的历史脉络与思想结构，穿越自身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前沿上的知识步履与捉摸不定……穿越而不迷失，应物而不累于物，这需要一以贯之的持守！
田飞龙
2012年5月31日
改定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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