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李钟琴
一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作家出版社约请贺敬之、王蒙、铁凝等一百个文学艺术界人士抄写“讲话”，出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看到抄写者中有几个是我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面对网友们对这一百个抄家的批评，仍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毛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其《延安讲话》是正确的，抄一抄又何妨？
有人认为《延安讲话》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立的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向，并没有错。
有人说，也许《延安讲话》的许多言论已经时过境迁，也许有些话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早已经深入人心，是大陆文学艺术界人士创作的“指路明灯”。一百个著名作家、艺术家抄写讲话，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因为疏懒，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更新博客了。看到、听到这些言论，于是我想，我的确有写一写这个话题的必要了。
二
在我的印象中，文艺界每年都要举办活动纪念《延安讲话》发表多少周年，媒体上每年都要刊播纪念文章……仿佛没有《延安讲话》的发表，文艺界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方向和意义。
然而七十年来的事实却是，自《延安讲话》发表之后，文艺界便多灾多难，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有，他们及其作品在大陆也很难找到生存的空间。
于是我就想，《延安讲话》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
最大的问题，是《讲话》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那么多勤学善思的作家、艺术家在喝了这碗迷魂汤之后，也发自肺腑地叫好，心甘情愿地以躬亲抄写。
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你不写，出版社也不能对你怎么样。而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作家出版社表示，他们联系了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三
这碗迷魂汤中最得人心、最具欺骗性的“精华”，就是所谓解决了“文艺服务对象”问题。
《讲话》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而我认为，文艺家要创作什么，其作品给什么人看，完全是文艺家的自由。凭什么规定文艺家创作的东西必须是为某一人群服务的？
从本质上讲，文艺是让人欣赏的，也可以说是为人服务的。
但是，文艺家的创作，也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写给极少数亲朋欣赏。鲁迅先生曾说，写的东西，有时只给自己所爱的人看，就感到满足。（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经济社会中，文艺作品又是一种商品，欣赏的人多多益善。但也不能说，下里巴人就一定要取代阳春白雪。屈原的《离骚》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红楼梦》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按照《讲话》的观点，《离骚》、《红楼梦》等等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品，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因此就是反动的、坏的东西，它们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
四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特定的人群服务，这就是《讲话》的蛮横无理之处！
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成什么“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得多么伟光正，你都无权剥夺文艺家的创作自由！难道作品为百分之十的人服务就是错的吗？
比如说，有人研究楚辞汉赋，有人研究四书五经，难道就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懂，就可以随意剥夺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不要说我这是在抬杠，后来毛大整知识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等等帽子，就是与《延安讲话》一脉相承的必然结果。
五
更致命的，是《延安讲话》垄断了文艺作品为谁服务的话语权和裁定权。
1937年，青年作家王实味怀着美好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后发现“革命圣地”并不那么神圣，也有许多严重的弊端。出于善意，他于延安整风前夕写了一篇《野百合花》，温和地批评延安盛行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结果令毛勃然大怒，遂在整风运动中成为被整的对象。《延安讲话》发表之后，王实味成为第一件祭品——先是被捕，后被具体负责整风运动的康生下令处死。
王实味可能到死都认为他写的《野百合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领袖却认为《野百合花》是为八杆子打不着的“托洛茨基”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那么，王实味就百口莫辩了。
后来又有无数作家、艺术家被绑上了祭坛。现在抄写《延安讲话》的王蒙先生属于劫后余生的幸运者。当年，才二十多岁的王蒙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才重新有了写作的自由。现在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青春万岁》分明是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嘛，怎么作者反而因文获罪了呢？
因为，对文学作品“反动”与否的裁定权，并不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由权力说了算。
六
独裁者都喜欢充当“人民”的代言人。所以，越是专制的地方，“人民”这个名词越是泛滥成灾。
其实，“人民”只是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关键要看谁掌握着对“人民”这个名词的解释权和代表权。
在专制时代，大独裁者和各级小独裁者，分明就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不赞成，便意味着“人民不赞成”；他们不高兴，便意味着“人民不高兴”；他们不答应，便意味着“人民不答应”。
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无不打着“人民”的旗号。
套用罗兰夫人临刑前的名言：“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966年，毛在发动文革前夕，跑到家乡的滴水洞住了十几天。在这里，他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明明是他个人“有所思”（精心筹划发动文革），却偏偏说是“故国人民有所思”，言外之意，分明他就是“人民”嘛！
作家、艺术家如果不为他服务，那就是不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不为“人民”服务。
原来如此！
七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某一特定人群服务，而且这个特定人群的组成，须由权力来界定；文艺作品是不是符合服务的标准，也由权力判定。
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作品是不是符合标准，都由权力来判决。这就从实质上剥夺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
《延安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成为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成为权力的祭品，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也是大陆一直没有产生文艺大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算没认真读过《延安讲话》，就算认识不到《延安讲话》的欺骗性，七十年来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也值得作家们、艺术家们反思一下《延安讲话》的意义何在。
而可悲的是，那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有些甚至是深受文化专制之害的过来人，他们不仅不反思，反而助纣为虐，去抄写烂文继续自欺欺人。他们难道真的没认识到《延安讲话》正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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