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可以說不》
［ 作者：何家棟 ］
一、對《說不》可以說不
對於１９９６年的政治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國內的出版界、新聞界和學術界，已經發表過不少評論，有褒有貶，意見不一。最近，有記者訪問外交部美大司參贊張濱華先生，請他對《說不》發表一些看法。張先生認為，該書作者限於社會環境、生活經歷、知識水平的限制，在書中提出的某些觀點不一定站得住腳，也不代表官方的立場。他還說，這本書是一種現象，並沒有達到本質上的升華，因此存在著偏見和不足的地方，但總體來說，這本書是不可否定的，不過又不能全面的肯定。盡管張先生聲明他的意見“並不代表外交部”，但仍可將其視為外交界的一種表態。
為什麽“這本書是不可否定的”，張先生沒有展開討論。顯然，他有一定的顧忌。作為中國外交界的一員，張先生對於來自“民間”的民族主義呼聲，是無法過於挑剔的。《說不》一書正是號準了這個脈。舉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旗幟，打著對美國說不的招牌，官方不便阻攔，學者不敢批評，書商正好賺大錢。
《說不》在海外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因為海外的評論者認為它代表了中國目前的主流思想。西方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基本都是對《說不》持否定態度的。這對國內評論者的態度產生了微妙的影響。有的人在對《說不》的觀點提出尖銳批評的同時，也對該書作者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表示了敬意，目的無非是要避嫌，以示與海外有別。其實，“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之類的教條，在廬山會議上，的確成為毛澤東用來打倒彭德懷的“迫擊炮”，然而，到了“凡是派”想以之作為阻攔鄧小平復出的“殺手鐧”時，就已經失效。今天，人們完全可以根據事物的本來性質進行分析，而不必顧忌別人對此說過些什麽。
不要說《說不》代表不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即使它能夠代表，也完全可以對它說不。一個人的民族情感，是與生俱來，無所謂好壞的；而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其價值因時因地而異，人們必須對它保持經常的警惕。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對民族主義說不，並不是什麽稀罕的事。
文人學者對民族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終把人道主義、國際主義置於其上，事例不勝枚舉。這裏僅提出兩個最著名的人物。魯迅先生被譽為“民族魂”，但是他對所謂的“愛國主義”諷刺最多，抨擊最力。胡適先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他曾說：“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只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者而已。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他也曾表示要“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感謝這班‘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
政治家因為要爭取民意的支持，對民族主義的態度較為謹慎，但也不是無原則地跟著跑。１９００年６月中旬，慈禧太後“引皇上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大臣、六部九卿、大師兄、眾師兄開禦前會議於前殿，或紅頂珠褂，或短衣紅包頭，濟濟盈庭”——與紅衛兵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光景相仿佛，決策是否對外宣戰。盡管太後宣稱“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表態支持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仍有大臣徐用儀、楊立山、許景澄等當庭辯駁。朝廷正式宣戰後，江督劉坤一、粵督李鴻章、鄂督張之洞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一致行動，視之為禍國殃民的“亂命”，拒絕執行，並與各國領事成立共保中外人生命財產，和彼此不起釁端的協定。梁啟超當時正在領導自立軍起義，他極力反對哥老會以“排外”、“滅洋”為號召，說服各路會黨改變宗旨：“其票間宗旨下，原只滅洋二字者可易以自立或救國二字；至其四字八字者，則於救國自立等字外，加用作新保種等字”。孫中山則領銜與興中會骨幹楊衢雲等八人聯名致書港督蔔力，指責清廷誨民變、挑邊釁、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僨師、忘大德、修小怨。“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勛，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
中共自成立始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政黨，它在歷史上從不以民族主義作標榜。１９２９年７月，由於中東路爭端，蘇聯政府與當時的中國政府斷交。蘇聯遠東軍司令加倫動員十萬紅軍，從東西兩線大舉進攻，先後攻占密山、同江、富錦、滿洲裏等地。東北軍傷亡慘重，被俘者８０００人，黑龍江艦隊覆滅。這時，中共中央在上海等城市發動了一系列示威遊行集會，口號是“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已經不再擔任領導職務的陳獨秀上書中央，對此口號提出異議，被開除出黨。中共中央在相關決議中指出，陳的觀點“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說不》作者以贊賞的口氣提到，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後，在一個場合中發表的慷慨激昂的講話：“娘稀匹，都是帝國主義！”他們大概不知道，恰恰在同一個時候，中共領袖在延安與美國人謝偉思談了這樣的一些話：“美國已經介入了它的軍隊和物資到達的每一個國家。這種介入也許不是有意的，也許不是直接的。但是僅僅由於美國影響的存在，它就的確是幹涉。如果美國堅持給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提供武器，這不是幹涉。……能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幹涉’，就不是幹涉。它將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要民主。只有國民黨反對。”
從歷史上看，凡鼓吹民族主義，其攻擊的靶子在國外，其攻擊的後果卻往往發生在國內。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提出在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的思想，劉少奇、周恩來等沒有表示異議。到１９６２年，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多數人都支持農村包產到戶政策，然而當毛澤東把反對包產到戶和反修聯系在一起時，其他人就無話可說了。國際上反修這一樁公案，一直到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才算了結。鄧小平說：“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當時說的都是對的。”雖然最終還是清算了在民族主義影響下搞起來的反修運動，但是很可悲，在長達三十年時間裏都沒有人敢於公開站出來對錯誤的外交路線說一個不字，這是不是導致“文革”十年動亂的原因之一呢？
當然，理性的說不完全不同於《說不》中的那種說不。要擺事實講道理，要心平氣和，對事不對人。在以下的幾節，我們將層層剖析，一步步地說明為什麽應當而且必須對《說不》說不。
二、自卑、自尊和自大
《說不》的作者告訴讀者：“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以後，還很喜歡。”“我們過去太多的‘好說好商量’，太過的共容的謙恭。現在特別需要改一改作風”，“別把自己搞得很自卑”，要“湧起高貴的憤怒”。贊揚《說不》的評論家們也指出，《說不》一書有助於青年人克服民族自卑感，樹立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
提到自卑與自尊，首先要弄清楚，究竟在誰的心中潛藏著深深的自卑感。是那些心安理得地享用著洗衣機、電冰箱、彩電、電腦、小轎車等一切人類物質文明財富的中國老百姓，是那些本著魯迅“拿來主義”的教誨，大大方方地在人類精神文明寶庫中挑選著適合於自己的珍寶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是那些驚呼“當我們一度最無助而熱烈尋覓西方的時候，從學術界到普通國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這樣失掉尊嚴，都未演變成為甚至整個民族的想象力都為美利堅所鉗制”的人？
這個問題其實不用回答，只要回顧六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就足夠了。１９３５年初，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驚呼：“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社會的組織、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而胡適則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指出：“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經過歷史的檢驗，我們今天應當能夠辨明，究竟是王新命等十教授還是胡適“把自己搞得很自悲”。
如果民眾本來沒有多少自悲心理而硬要去改造他們的思想，那麽結果將會南轅北轍。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講過許多關於自卑感的話，他說：中國人當帝國主義的奴隸當久了，總不免要留一點尾巴，要割掉這個奴隸尾巴，要反掉賈桂思想。打掉自卑感，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於是，人們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大躍進搞得頭腦發昏，最後連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大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劉少奇講得更客觀一點：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那幾年中國死了一些人，不算多，不過是死光了一個波蘭或者西班牙而已。現在年紀大一點的人都有當時餓飯的經驗，《說不》的作者年齡小，也許對驕傲自大的後果還沒有切身體會。
我們講民族自尊心，最重要的是兩條：自信和自強。牢固的民族自信心來源於對祖國歷史的深刻了解。七十多年前，梁啟超在《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一文中寫道：“人類進化大勢，皆由分而趨合。我國民已將全人類四分之一合為一體，為將來大同世界預築一極強之基礎。”“我國民之形成，在人類全體上有莫大之價值。”“世界大同的理想，在過去為成功，在將來亦為成功，不必以目前之失敗介意。我國民宜常保持此‘超國界’的精神，力求貫徹。”“中國文化，本最富於世界性，今後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榮衛，必將益擴其本能而增富其內容，還以貢獻於世界。”這才是一個文明古國的國民應有的民族自信心。
蔣介石講莊敬自強，毛澤東講自力更生，鄧小平一再強調發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這些話都很有道理。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不要互通有無。改革開放，走向世界，是把自己發展起來的前提條件。六十年代一些發展經濟學家所鼓吹的擺脫依附性發展，走自主中心發展道路，即與世界市場脫鉤的理論已被不同類型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明是不切合實際的。
自尊者必然尊重他人。莊敬與謙恭並無矛盾。“高貴的憤怒”，小家子氣的辱罵，都不是一個真正懂得自尊的人所當為。我們從《說不》一書中，通篇讀到的不是自尊而是自大。什麽“大中華經濟文化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中國民族”，《說不》的作者似乎覺得不加上一個“大”字就不過癮。“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稍有一點閱歷的人，對於這樣的言辭並不會感到陌生。
“天朝德威遠被，萬國親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貢順，以保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這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敕書中的話。“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插遍五洲四海”。這是二十年前紅衛兵小將的豪言壯語。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任何時候，無論任何國度，只要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人得以大行其道，就是一個國家腐敗衰落的征兆，而決非興旺發達的標誌。
三、什麽是極端民族主義？
《說不》的一位作者問道：“難道民族主義的就一定是劣根性昭著的嗎？”另一位作者答道：“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但民族主義還是要的。”讀者緊接著的問題必然是：“什麽是民族主義，什麽是極端民族主義，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麽？”人們在這本書中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只能看出一些隱約的答復。
《說不》指出：“美國不是真理標準的制定者，也不是國際事務的最後仲裁者。”因為美國是“自戀性極端利己主義”者。那麽，應當由誰取而代之呢？“當大規模的世界冷戰結束，許多重要國家和組織都變得面貌不清的時候，我們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們的特色？——我們的正義色彩是足夠了，但感覺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強度不夠，這裏邊很重要的一點是意誌的強大。我們多一點精力去設想：我們今、明、後天如何對發展中國家或國家聯盟負起更大的責任。”因為“唯有人民中國的外交，是大國當中絕無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風範和正義精神的外交。”“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然而，人們或許會問：你自己認為“我們的正義色彩是足夠了”，周邊國家和世界其它大小國家是否也這樣認為呢？你認為“中國人民的集體性質，決定了中國不具備帝國主義的基因：即貪婪。”其他國家的人民是否能夠同樣確信無疑地從你的基因中釋讀出你未來的行為方式？顯然，用我的“具有崇高道德風範”的民族主義與你的“自戀性極端利己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一對概念，並不能替換民族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這一對概念。因為我和你一樣，都可能染上極端民族主義的病毒。
要想了解什麽是極端民族主義，就必須向歷史學習。
“一個人民國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記住保護這個國家現有種族生存的責任。這樣就必須做到：人口的數量及其增長與領土和資源之間建立一種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說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資源能夠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決堅持我們的外交政策所決定的目標，即為德國人民確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須的領土。僅僅是為了這一目標，我們的人民應該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們的後代眼中，這一行動也是合法的。……因為地球上沒有一個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較高的意誌和較高的權力為基礎的。”什麽才是“健全的比例”，那要由我的“較高的意誌和較高的權力”來決定，至於其他人群的意誌和現存的國際秩序，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這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邏輯。無獨有偶，我們從《說不》中也讀到了對“堅強的意誌力”的呼喚，讀到了為國家目標“不惜代價”的誓言：“這種代價與未來的永恒的代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將因我們的某些犧牲換來更多的補償，世界將為之重著編年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純正日本主義”的鼓吹者西田幾多郎曾經這樣寫道：“試回顧一下幾千年來以皇室為中心而活生生地發展下來的我國文化的足跡吧。”“皇室作為矛盾自己同一的世界，作為包含過去未來的永遠的今，我們說無論在何處，從那裏到那裏，必定是萬民輔翼的思想。所以說到我國民道德，必定是歷史的世界的建設。”“我在我們歷史發展的根底裏，由於發現了矛盾的自己同一世界其自己形成的原理，而必定對世界作出貢獻。它是皇道的發揮，也一定是八 一宇的真正意義。”西田把以天皇制為代表的日本文化視為高於其他一切文化的獨一無二的文化。而這種“純正日本主義”即“皇道主義”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基礎。《說不》的作者與西田幾多郎的看法不同，認為“日本民族飛黃騰達的內在之核實則是：孔孟之道”。他們把世界歷史比作一部電腦，“美國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軟件’，別的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同樣也可以插入自己應心得手（？原文如此。）的‘軟件’。”但是，支配電腦運行的究竟是印著上帝字樣的美鈔，還是皇道主義或者孔孟之道，看來還是取決於“較高的意誌和較高的權力”。
只講國家利益至上，不講國際公正原則；只講民族特殊文化，不講人類共同道德，這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
所謂國際公正原則，現在不僅僅是抽象的理論，經過人類幾百年來國際交往的實踐，這些原則已經凝結在國際法體系中。最近，中國最高領導人號召學習國際法，這是中國法學史上的一大突破，表明類似“法是階級鬥爭中用以保障統治階級利益並為後者的利益維護社會不平等的工具”一類的陳舊教條已被現實生活所超越。國際法既不能由美國獨家制訂，也不能由中國獨家制訂，它的來源是國際慣例和有關當事國的“共同同意”。對於一切國家有拘束力的那一部分國際法被稱為普遍國際法，對於兩個或少數國家有拘束力的國際法被稱為特殊國際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簽訂的條約就是特殊國際法。對於國際法的理解，目前還存在一些含混之處。例如，英國政府認為，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屬於國際法，兩國政府對於該聲明內容的爭議應提交國際法庭裁決；而中國政府認為，香港問題在９７年以前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情，９７年以後純屬中國內政，與國際法庭沒有任何關系。又如，中國政府認為，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屬於國際法，其法律地位應在《與臺灣關系法》這樣的美國國內法之上；美國政府則認為，中美聯合公報是行政協定，未經兩國立法機構批準，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見，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需要在高於利益、戰略關系的層次上與其它國家展開對話，包括在國際正義原則和國際法方面的對話，而不能像《說不》作者建議的那樣，僅僅著力於建立針對某個特定國家的國際統一戰線。
在主要歐美國家的語言中，民族主義和國民主義本來是一個詞，因此希特勒不喜歡“民族”這個概念。他曾說： “‘民族’這一概念已經毫無意義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義的一種手段。我們必須以種族的概念來代替它。”分析到這裏，我們對於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區別就比較清楚了。與獨立、自決、民主、自由相聯系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有進步作用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擴張、壓迫、專制、獨裁相聯系的民族主義則是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我們不得不指出，在《說不》一書洋洋三十萬言中，沒有發現它所鼓吹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之間一星半點的聯系。
四、目中無人的國家主義者
民族，根據辭典上的定義，泛指歷史形成的、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們共同體。談民族就離不開談組成民族的一個個的人，人的心理、人的文化、人的好惡、人的認同，等等。因此有些思想家不喜歡講民族而更喜歡講國家。黑格爾說：
“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為國家，並保存下去。”“發生於一民族身上的事，…
…其與國家的關系，有本質上的意義。”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列舉了從黑格爾到希特勒的國家主義的一些主要觀念：“（ａ）民族主義，根據歷史主義者的觀念，國家是創造國家的民族（或種族）之精神（或血統）的具體化；被挑選的民族（現為種族）註定要統治世界。（ｂ）國家為一切一切其它國家的自然的敵人，必須在戰爭中肯定其存在。（ｃ）國家免於任何道德的責任；歷史，亦即在歷史上的成功為唯一的審判，集體的效用為個人行為的唯一原則；允許宣傳者說謊和曲解真理。（ｄ）戰爭的‘倫理’觀念（整體和集體主義的），特別是新興的國家對抗古老的國家；戰爭、命運和名聲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ｅ）偉大的人物的創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歷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識和高度熱情的人物（現在已成為領導原則）。（ｆ）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險’），與過著布爾喬亞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對照這張清單，我們不難發現，《說不》表現出來的主要思想傾向是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者的眼裏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人的生命。《說不》的作者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
他們的眼裏當然沒有美國人。“我們和美國的青年一代打交道，發現他們的‘開放’和‘民主’之後蘊含的實際上是：‘什麽也沒有’。”“指導人類合作的最閃光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沒有哪一條的發明權屬於美利堅合眾國。”盡管在事實上，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科學思想是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的愛因斯坦所創立的相對論和參與創立的量子論；二十世紀最有感召力的政治思想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倡導的民族自決原則。
他們的眼裏也沒有蘇聯人。“拯救的代價是犧牲。蘇聯的積累因犧牲成千上萬的富農而獲得。”盡管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前夕，富農的比重超過農民總人數的五分之一，上千萬人的犧牲又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
他們的眼裏沒有臺灣的中國人。“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這樣一種民意基礎，確乎是臺灣社會現實的反映。臺灣人民有著較獨特的感情歷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現一種異乎中國傳統的騷動，或者叫迷航。這種迷航其實是非常需要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誌來導撥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點說：確乎需要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體民意來否決一下子的。國家是幹什麽吃的？就是幹這個吃的。國家的神聖威望不能單純靠皇天後土的慈悲來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麽定了。”如果依靠“國家的神聖威望”、“坦蕩正大的強力”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那麽還要“葉九條”、“鄧六條”、“江八條”幹什麽？還要“一國兩制”幹什麽？“江八條”特別提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裏強調的重點並不是“中國不打中國”，而是“人不打人”。“人不打人”屬於人的常識，屬於民間的道德標準。而對於國家主義者來說，“國家是法律：道德的法律和司法的法律；因此，它不能臣屬於任何其它的標準，尤其不能臣屬於民間的道德標準。它的歷史責任較深；它的唯一審判是世界史。對國家作判決的唯一可能標準是它的行動在世界歷史上的成就。同時這種成就——國家的力量與擴張，必然超過人民私生活的一切其他考慮；為國家的力量服務就是對的。”《說不》的作者同樣相信，個別人和少數人的意誌是無需考慮的，國家“高揚的精神理念將得到歷史的回報。”
他們的眼裏同樣沒有大陸的中國人。“具體化到中國，龐大的十二億人口對於資源本不豐富、耕地日趨減少的國家來說已經是一個相當可怕的現實。”這樣龐大的人口就像是螞蟻，“這種螞蟻在遇到河流阻斷去路的時候，總是會齊心協力地抱成一團，橫渡大小河流。湍急的河流常常會沖走並淹死一些不那麽幸運的螞蟻，然而這群螞蟻最終還是到達了河流的對岸，奔向新的生存環境。一個有著強烈歷史感和抱負的民族在遭遇到歷史宿命考驗的時候，需要的也同樣是這種獻身精神。”一部分多余的中國人的宿命是獻身給戰爭。《說不》的作者號召說：“我們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我們要準備打仗。’”“小大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有道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
波普曾經寫道：“為我提供極多資料的柯爾奈，在他所寫的書中極爽朗的說：‘所有我們這些贊成……文明的、合理性的方法來組成政府和社會制度的人，都會同意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此外，我們大部分人（除了和平主義者外）都會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戰爭可能會成為一種必要的惡。他繼續說道：‘國家主義者態度則不同，雖然並不意味他們喜歡長年的或經常的戰爭。他們在戰爭中看到的善多於惡，即使是一種具危險性的善。這種善如烈酒一樣，是準備在難得的佳節飲用。’戰爭不是一種普通的、常見的罪惡，而是一種希罕可貴的善：這一點總結了黑格爾及其信徒的觀點。”《說不》的作者正是黑格爾的信徒，他們勇於言戰，不惜代價，崇拜犧牲。“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極端的形式再現了我們父輩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聖戰者的犧牲，它以嚴肅的人生告誡我們中國青年要對自己加以警策。”
《說不》的作者都沒有去過美國，但這不妨礙他們津津樂道地談論，“在華盛頓，聳立著兩座戰爭紀念墻，一座是越南戰爭陣亡軍人紀念墻；另一座是朝鮮戰爭陣亡軍人紀念墻。中國遊客來到華盛頓時，總是懷著激動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墻前面留影（那墻上刻滿了美國青年的名字，至今我們可以屏息聽到墻體內傳出的詛咒）—— 中國人很有必要到那裏走一圈，因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取得勝利的戰爭——奉陪者是中國大兵。”而這些中國大兵的生死，他們似乎漠不關心。《說不》的作者並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國人。從一些美國遊記中人們可以得知，許多中國人站在一位華裔女設計師設計的越南戰爭陣亡軍人紀念墻前，激動得流下熱淚的卻是另外一些感觸：美國舉國上下對自己的每一個軍人的關懷和熱愛，千方百計地接回每一名戰俘，把得到每一名捐軀將士的遺骸列入政府最高級會談的議題，信賴自己的孩子，允許歸來的戰俘擔任最高級軍職，……。而在戰場的另一邊，既有活著的烈士，也有沒有列入名冊的孤魂，戰俘回國後受到迫害，歷次戰爭傷亡損失是一筆糊塗帳……。美國確實有許多醜惡的社會現象，是我們所不能仿效的，但是，僅就對每一名軍人特別是被俘和陣亡軍人的重視而言，無疑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這有助於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和整體的國防能力。
最後，我們想請《說不》的作者記住這句話：愛人乃愛國之本。我們的老祖宗亞聖孟子就已經懂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請不要僅僅為了“廣大而壯麗的國家”而“感到一種宿命式的悲哀”或者自豪地失去理智。眼裏首先要有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五、來自“民間的”並不都是天然合理的
《說不》的作者喜歡標榜自己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在前言中，自稱該書具有“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是廣泛的民意的映射”，要求人們相信他們的聲音代表了中國“民間的覺醒”。在這裏，我們想直截了當地說，來自民間的東西並不都是好的，既有覺醒，也有沈淪，既有新生事物，也有沈渣泛起。而且，貌似“民間的”腔調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
眾所周知，在推動日本軍國主義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浪人團體黑龍會、玄洋社等都是民間團體。日本極端國家主義派經典《日本改造方案大綱》的作者北一輝是一位民間誌士，曾參加過中國的同盟會。他的右翼革新思想對青年軍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徹底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轉折點的“五?一五”、“二?二六”事件就是受北一輝影響的一群青年大尉、中尉領導的。 “二?二六”叛亂部隊的《奮起宣言書》聲稱：“我（日本）之所以成為神洲者，乃在於萬世一神天皇陛下之統帥，舉國一體，生成育化，最終實現八 一宇。所謂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等皆為破壞此國體之元兇。我與俄、中、英、美已成一觸即發之勢，祖宗遺垂之神州將毀於一旦，此已洞若觀火。今若不誅戮破壞國體之不義佞臣，不芟除遮皇威、阻礙維新之奸賊，皇統皇謨將蕩然無存。冀希皇祖皇宗之神靈明鑒，並予冥助。”他們在搗毀《朝日新聞社》時揚言： “國賊《朝日新聞》標榜自由主義，擁護重臣集團。這次行動是天誅！”人們也從當時的紀錄影片中看到了日本民眾對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狂熱支持。
現代世界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從民間崛起的人物是破落的街頭藝術家、前下士希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在慕尼黑參加了一個名叫“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 的小黨，成為它的第七個成員。他的黨在１９２８年的選舉中僅獲得８１萬張選票；到１９３２年國會改選時，就獲得１３７４萬張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本人出任德國總理，並於次年成為元首和三軍最高統帥，從此把德國人民拉上了納粹的戰車。
希特勒上臺是利用了德國人民對凡爾塞和約的不滿，而凡爾塞和約的簽訂，則是法國、英國等協約國民眾壓力的產物。富勒在《戰爭指導》中援引尼科爾森的話說：“即令是歷史上最惡劣的暴君，例如尼羅、希羅格巴盧斯、凱撒?波爾吉亞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處在１９１９年的歐洲局勢中，也能運用足夠的集體智慧和善意，從而變得有所作為。”富勒接著指出：“不過，從事後看來，應該對此負責的既不是威爾遜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勞合—喬治。正如尼科爾森上校指出的那樣，在戰爭期間發展到頂峰的歇斯底裏和不負責任的‘群眾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責任者。”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歷史演變，使許多人對民主失去了信心。當時的情況正與兩千多年前柏拉圖最先提出的“自由的悖論”相類似。柏拉圖在批評民主以及對僭主的出現的敘述中暗含地提出了如下問題：如果人民的意誌是他們不應該自己統治，而應該由一個僭主來統治，這又如何呢？柏拉圖提示，自由的人可以行使他的絕對自由，起先是蔑視法律，最後是蔑視自由本身，並吵吵嚷嚷地要求一個僭主。當這種歷史情勢真正出現時，波普認為需要對傳統的民主學說重新加以解釋。他說：“我心中的這個學說並不出自所謂多數統治固有的善良和正當，而是出自專制的卑劣；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在於如下的決定或采納如下的建議：要避免和反抗專制。我們可以區分兩種類型的政府。第一種類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辦法而采取例如普選的辦法來更換的那些政府；這就是說，社會建構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統治者可以罷免統治者，而社會傳統又保證這些建構不容易被當權者所破壞。第二種類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統治者若不通過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換的那些政府——這就是說，它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議，‘民主’這個詞是第一種類型的簡略代號，而‘專制’或‘獨裁’是第二種類型的簡略代號。”“如果我們采用我建議的這兩個代號，那麽，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創造、發展和保護一些政治建構以防止專制稱之為民主政策的原則。這個原則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加以發展的這種建構必定是毫無缺點的或萬無一失的，或者能夠保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定是正確的、好的、或明智的——或者甚至必定比仁慈的專制所采取的政策更好或更明智。（既然我們沒有作出這類斷定，因而避免了民主的悖論。）然而，我們可以說，我們采取這個民主原則，意味著我們相信，即使民主國家采取了壞的政策也比屈從於哪怕是明智的或仁慈的專制統治更為可取（因為在民主國家中我們能夠進行和平改革）。這樣看來，民主學說的根據不是多數統治原則；毋寧說，諸如普遍選舉和代議政府等各種民主控制的平等主義方法應被視為經過考慮的，在廣泛地存在著對專制的不信任傳統中的一個合理而有效的防止專制的建構；這些建構永遠需要改進，並且為它們自己的改進提供各種方法。”
波普是在二戰進行期間寫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因此他寫道：“如果他生命中有這麽一天，看到多數選票竟然毀壞民主的建構，那麽，這種傷心的經驗只是讓他知道，避免專制的保險方法是不存在的。但這並不一定軟化他的反專制決心，也不會使他的學說陷於自相矛盾。”他進一步指出：“民主不能提供理性。公民在智性上和道德上的標準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問題。把某民主國家的政治缺點歸咎於民主是不對的。我們倒應該歸咎自己，即歸咎這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的精神，那麽僅有民主並不能絕對避免專制、壓迫和侵略、擴張。如果有的只是連民主都不包含在內的極端民族主義，那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說不》為了凸現它的“民間”色彩，刻意使用了許多有別於官方語言的民間腔調。什麽“美國人說話越來越叫人煩”，什麽“世界要鎮你！”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腔調之外，《說不》的觀點與人們耳熟能詳的觀點並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事實上，《說不》的作者比某些非“民間”的人士還要霸道。他們其中的一位說：“需要剎一剎那些動靜：對國家進步視而不見的嗡嗡吵鬧，盡管這種吵鬧過去一度是有益的，現在所有的‘意義’只能歸於玩世，……中國的內部已經變得很真實，氣沈丹田。”既然如此，你們自己為什麽要操著“民間的”腔調大聲疾呼？你們“從自由思想者的角度”，對中國代表在安理會的表現深表懷疑和不滿，難道官方就不應當首先“剎一剎”你們自己的“嗡嗡吵鬧”嗎？如果真的照你們的話去做，又有誰能夠知道你們的高見呢。
我們從《說不》中讀到：“需要滌清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普遍的怨恨情緒，以面向未來的心情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中國人應當繼續成為“沈默的大多數”，踏踏實實地為“追求個人幸福而勞作”。這種裝腔作勢顯然不象普通人的作派，更談不上“民意的映射”，倒像是八十年代初“歌德派”傳教士的腔調。政府是民眾的公仆，不論為民眾做多少好事，都是理所當然的，不需要誰去頌揚。而“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才是老百姓的本色，也是國家主人翁當然的權力。
《說不》的作者宣稱：“中國頂尖人物群體的素質已具備了肩負偉大責任的能力。……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想的唯一動力。”我們不知道這是 “民間”人士向“頂尖人物”的諂媚，還是作者的自許。於是，我們好象又聽到了黑格爾的聲音：“因此，世界史的偉人——時代的英雄——必被視為該時代中透視力最佳者；他們的作為和思想，是那個時代最好的……。他們最了解該時代的事務。其他的人則學習和稱贊他們，或至少默認他們的政策。因為自歷史中，活生生展現出的精神，是所有個人最內在的靈魂；但這狀況是不自覺的，於是偉人誕生……因此，大眾就得追隨他們的靈魂的領導者，因為他們會感覺到他們內在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已被具體呈現出來了。”於是，從“民間”到“頂尖”的辯證的飛躍就完成了。
六、大國就應當說不？
《說不》的作者寫道：“中國可以說不。現在正是時候。……一句話，現在不說，過後再說就毫無意義。”為什麽現在正是時候呢？“昔日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今已發展成為了全球一支不容小覷的經濟力量。”“在２１世紀朦朧的晨曦之中，一個經濟蓬勃發展、軍事上強大而且政治上更有信心的大國輪廓，現在已經初步顯現出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為中國可以說‘不！’而揚眉吐氣。越來越多的炎黃子孫感到了壓在心底的這個‘不’字終於有機會被說出，被聽見，而痛快淋漓。”於是，我們的問題來了。中國現在是不是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大國，到了歷史上最風光的時刻？假如中國的大國地位已經沒有疑問，是不是僅僅為了“揚眉吐氣”、“痛快淋漓”就可以“說不”？
大國或強國不是由人口、領土、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數值來決定的，而是取決於某一歷史時點世界各國之間的相對地位和相互關系。十九世紀末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並不比十八世紀末少，但是乾隆皇帝傲慢地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的中國是世界大國，八國聯軍占據北京時的中國則不是。如果美國今天沒有遍布全球的盟國和朋友，僅憑它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來與世界為敵，那麽，它也不能被認為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今天，中國人確實有心情舒暢的理由，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作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受到廣泛的尊重；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香港、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然而，也有讓中國人煩心的事：大陸和臺灣為了各自的國際聲譽而競相討好非洲小國，為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而費盡心機，在北京舉辦２０００奧運會的希望破滅，與世界經濟強國的“７＋１”會議無緣……。實事求是地說，今天中國的大國地位還沒有半個多世紀前的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間風光。
在那幾年，中國領導人出席了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途及戰後日本命運的開羅會議；簽署了中美蘇英四國莫斯科宣言，使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四大發起國之一；蔣介石以亞洲和不發達國家當然領導人的身份訪問印度，支持印度的獨立事業；廢除了壓在中國人頭上１００年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割讓給日本５０年的臺灣；中國海軍把國旗插到了南沙群島的主島上……。如果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稍微爭氣一點的話，中國在二戰後不難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國，日本的本土上將建有中國的軍事基地，根本不會出現什麽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但是，這種令人頭暈目眩的大國地位在轉瞬間就丟掉了。其原因正是由於不適當地說不。
１９４４年，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打擊下一再潰退，美國政府不滿蔣介石對日消極避戰而把精銳部隊用於封鎖中共的戰略方針，提出由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將軍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軍隊，並交給他裝備和使用中共軍隊的自由權。正在美國參加制定聯合國章程的敦巴頓橡膠園會議的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和中國駐美軍事使團團長商震都認為：“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和盟國，畢竟對中國並無任何政治或帝國主義野心。”“遷就一下這個盟國沒有什麽不得了……英國也正在這樣做。它對美國就持依從和忍讓的態度”。但是蔣介石不同意。他堅持，作為中國的國家主席，在關系到中國主權和國家未來的問題上，他是不可能讓步的。中美的這一次對峙，以美國撤換史迪威而告終。美國特使赫爾利在這場爭執中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得到了蔣的信任。不久，赫爾利去延安談判，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達成了一個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點方案，毛澤東在闡述這一方案的聲明上簽了字，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也簽了字，但是，當他返回重慶後，蔣介石卻拒絕在聲明上簽字。此後，曾經力排蘇聯和英國的阻撓支持中國進入四大國的美國人對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完全失去了信心。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以犧牲中國在東北和外蒙的利益來遷就斯大林。杜魯門則拒絕在國共內戰中給予蔣介石實質性的支持，在韓戰爆發前，甚至一度準備拋棄逃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４０年代後期中國與美國關系惡化從而導致大國地位的喪失，其起因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國的領袖們對於他們在國際政治影響中的地位所作的過於自信的估計”。尤其是成為四強之後，“中國過分妄自尊大起來。於是中國領導人常常在處理與美國的關系上持不妥協態度”。
經過半個世紀的曲折，中國再次登上大國的舞臺。現在，中國應當如何鞏固並加強自己的大國地位呢？《說不》的作者提出了如下的戰略：增加對世界貧窮地區和弱小民族的援助，承擔起中國對不發達世界的責任；從留住資源、保護環境的長遠利益來看，不要美國的最惠國待遇，將來也不給美國最惠國待遇；發動中國民眾抵制美國產品，把抵抗美國作為一個長期經濟戰略目標；聯合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國家“鎮”美國，進行“一場世紀末式的總清算”。
顯然，《說不》作者的意見與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格格不入。鄧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世界風雲巨變後指出：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埋頭實幹。“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我們什麽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如果從鄧小平精練的語言中還不能完全理解老外交家的思維，那麽，我們可以再看一看學者的外交思想。
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時殷弘在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的《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文章首先簡要介紹了國際政治學家莫德爾斯基的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莫德爾斯基指出：公元１５００年以來，世界政治中先後出現過四個領導者，即占有壓倒性的洲際“權勢投射能力”並多少主持規定世界政治基本規範的國家，它們是１６世紀的葡萄牙、１７世紀的荷蘭、１８和１９世紀的英國、２０世紀的美國。另一方面，在這五個世紀裏與世界領導者對應，先後出現過若幹力圖奪取世界頭號權勢地位，並且改變國際體制基本規範的挑戰者，它們是１６世紀的西班牙、１７世紀的路易十四法國、１８和１９世紀之交的拿破侖法國、２０世紀的威廉二世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從莫德爾斯基的歷史圖式中可以總結出三條規律性的東西：第一，近５００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第二，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夥伴，而領導地位的交替無不是正在衰落的領導者最終將此地位“禪讓”給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戰者的合作者一般將隨挑戰者的失敗而遭遇厄運，而世界領導者的夥伴盡管會由於自己的從屬地位受損，但同時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領導者的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甚或有機會後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並且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改革國際體制。從長遠的觀點看，它們是以局部的、暫時的代價換取更廣泛、更經久的利益。
時殷弘根據對上述的世紀性規律的分析，提出了中國有三大可供選擇的世紀性戰略。“第一是傳統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所謂‘自助’（self- help），亦即從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大前提出發，依靠自身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努力來保障安全、獨立與強大，特別是依靠增強軍事和經濟實力，聯合其他受到同類外部威脅，爭取造就或維持足以扶弱抑強的國際均勢。這一戰略的特征之一，是立足於抵制外部威脅，而非盡可能規避或化解外部威脅。第二是所謂‘不出頭’ （hiding），它例如體現在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之中，近幾年來我國的‘韜光養晦’外交也含有這個意思。利於規避或減少外部威脅，但從世紀性的角度來看，它是內陸性或半內陸性的大國（包括中國）一般難以長久依靠的。也就是說，這一戰略能否長久施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基本地緣戰略位置條件。第三是歷史上由來已久，但遲至近年才由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予以理論探究的‘搭車’（bandwagoning）戰略。這一戰略是從國際權勢分布的等級結構出發，以減小自己的某些行動自由為代價，與一流大國及其國際體制合作，爭取其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同時減少甚或消除來自該大國及其國際體制的威脅。”
時殷弘的文章沒有明確地說出中國應當選擇哪一種戰略。但是，任何有頭腦的中國人在了解了鄧小平的外交決策和時殷弘的外交戰略分析後，都應當能夠懂得，即使中國已經成為大國，也不能為了一時痛快而隨心所欲地說不。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來之不易，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小心地珍惜和愛護。
七、說不與說是
《說不》的作者在即將結束全書的地方寫道：“在該說不時就說不，說是時才不會被誤認為屈從。在該說是時就說是，說是時才不會被認為是蠻橫。”“說不也好說是也罷，在平等的對話與交流中只是一個技巧……沒有這個學問，在政治、經濟、貿易的談判桌上就不可能有所收獲。”把說不與說是視為一個技巧問題來考慮，是把一個復雜的問題大大地簡單化了。說不與說是，決不僅僅是談判的技巧，它首先是一種是非觀，即道德標準的問題，其次是政治智慧問題，即能不能審時度勢，根據現實的國力，決定為與不為以及作為的範圍和次序。
現在有些人，在國內問題上知道要講法律，講道德，講真理；在國際問題上卻不知道要講國際法，講道義準則，講事實真相，一切圍繞著利益兩字，正所謂“唯利是圖，言不及義”。等而下之者連真正的國家利益是什麽都不知道，在國際問題上根本沒有一個判斷是否的標準，完全是跟著感覺走。
《說不》中的一個小標題叫做《論“費爾潑賴”還是應當緩行》，就是說不需要在外交行為中講公平規則。“利益守恒原則對於西方主要國家需采用雙重標準，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眥必報的。”事實上，公然采用雙重標準，傷害的不僅是他人，也會反過來傷害自己；不僅會損害自己的形象，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例如，日本人對美國說不，一些中國人興高采烈地喝彩；日本人對中國說不，一些中國人又義憤填膺地反對。其實，對美國中國說不的是同一批日本人，即日本的新右翼，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Ｙ?Ｐ體制”，即由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宣言所代表的戰後國際秩序。如果中國人對日本新右翼一會兒說是，一會兒說不，那麽，日本的中左翼人士又該如何適從呢？雙重標準很容易導致失去朋友。
也有些人在國際問題上完全讓美國人牽著鼻子跑：“凡是美國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美國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完全不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說不》的作者歌頌伊朗革命和聖戰者組織，就是出於這種心態。
要在國際問題上有一個正確的是非觀，首先需要掌握情況，了解當地的事實真相。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對美國說不，《說不》的作者津津樂道，引為同道。殊不知，在馬來西亞這個華人占三分之一的國度裏，對華人人權的歧視和壓迫被堂而皇之地寫在各種法律中，歐美國家對馬來西亞人權現狀的批評，正是針對著這種對馬來人和華人的不公平待遇，而馬來西亞領導人對所謂“亞洲人權觀”的維護，則是要將華人二等公民的地位永遠維持下去。不論是出於國際公認一般人權準則，還是出於炎黃子孫的同仇敵愾，我們都難以想象，了解事實真相的中國人會為馬來西亞壓迫華人的人權政策叫好。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遠遠多於特殊性，因此一般地說，人們在國際問題上的是非觀與在國內問題上的是非觀應該是一致的，不應當有根本性的差異。如果在你自己的國家裏壓迫少數民族、歧視婦女、剝奪勞工權利是非正義的，那麽別的國家裏的類似情況也完全應當受到譴責。現在有人說，批評伊斯蘭教國家中的性別歧視就是不尊重這些國家的民族傳統和集體人權，那麽為什麽批評南非過去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美國社會依然存在的種族歧視就是理所當然的呢？
國際問題上的是非觀要根據對當地具體事實的了解與普遍的道德準則來決定。但是，政策不能完全等同於輿論。在外交舉措上究竟說是還是說不，僅有是非曲直的道德判斷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考慮本國的國家利益與國家能力。更重視國際道德抑或偏重國家權力，是國際關系理論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學派之間的分界線。國際關系學家卡爾指出，這二者各有短長：理想主義者無視歷史的經驗教訓，而現實主義者對歷史的看法往往過於悲觀；理想主義者誇大選擇的自由，而現實主義者則誇大一成不變的因果關系，以致於滑向宿命論；理想主義者可能把民族私利同一般道德原則混為一談，但現實主義者則可能憤世嫉俗，不能給有目的的、有意義的行動提出任何啟示。他認為，既有理想主義的因素，又有現實主義的態度，既有權力，又有道德準則，才是健全的國際政治理論賴以存在的基礎。
在國際政治範疇中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成為大陸學者的研究對象，到九十年代才成為官方文獻的常用語。把國家利益概念從階級意識形態中剝離出來，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如何正確地判斷國家利益，仍然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國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彼此之間有時會有矛盾，經濟利益會與安全利益沖突，眼前利益會與長遠利益抵牾。而且，國家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著名國際政治學家摩根索說：“現實主義者雖然相信利益是衡量和指導政治行動的永恒標準，但是利益和民族國家在當代的聯系乃是歷史的產物，因此也必然會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消失。”在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中，中國政府代表雖然對美國談判對手的咄咄逼人十分反感，但並沒有反其道而行之，因為他們知道，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盡管會犧牲一點眼前利益，卻有利於長遠的科技發展和經濟發展。
追求最大限度的國家利益，是一國外交的根本目標，但是，明確目標後並不一定能夠馬上實現。目標實現的多少及實現可能性的大小，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實力。即使是超級大國，也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全部目標。在美國國力極盛時，肯尼迪在其就職演說中曾發誓要“不惜任何代價，承受任何重負，克服一切艱難困苦，支持所有的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能生存下去並獲得勝利”。尼克松後來評論說，甚至在冷戰時期，這也是值得稱許但並不現實的政策。
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目標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外交上說不，要從與本國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開始，進而涉及本地區的問題，然後涉及其它地區的問題。事實上中國政府正是這樣作的。除非涉及國家主權，中國代表在安理會中只投棄權票和贊成票。說是更要經歷兩個大的階段，從對別人的主張說是，到讓別人對自己的主張說是。實事求是地說，制定國際事務的議程和規則，掌握解決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的主導權，還遠遠不是中國目前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所能夠達到的。在國際舞臺上張牙舞爪地唱“空城計”，即使不受到圍堵，也會讓人畏而遠之，進一步喪失外交主導權和國際影響力。
說不固然需要勇氣，說是有時比說不更加艱難。與國際經濟慣例接軌，這是對現有的國際秩序說是。可是許多拉美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就是說不出這個是來，因為這些國家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允許。東亞“四小龍”能夠對國際經濟秩序說是，是因為它們的政府中的“專家治國論者”有足夠的權力和智慧對國內權勢集團說不。當我們考慮到國際利益格局和國內利益格局錯綜復雜的關系時，必須警惕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混淆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傾向，也要註意到某些外交決策者為了自己的榮耀和特權，在外交上孤註一擲或以國際爭端轉移公眾視線的可能性。
盡管我們不客氣地指出了《說不》一書中的許多毛病，但也要指出出版這本書有價值的一面。不論說不還是說是，對國際事務和外交政策發表意見，是中國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希望，《說不》的出版是良好的開端而不是不幸的結束。在平等的對話過程中，公眾對外交問題的見解，必然會從不成熟逐漸走向成熟。
八、要對話還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
“美國誰也領導不了，美國只能領導自己。
日本誰也領導不了，有時日本連自己都無法領導。
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這是《說不》作者最為得意的一段話，反復出現在《說不》的扉頁、前言和封底。其實，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麽，如果知道了還要這麽說，那麽人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思維是否不同於普通人。這段話的潛在含義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世界上的事誰也不用管也管不了，既不需要秩序也不需要領導，無政府狀態就挺好。
讀過一點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霍布斯把這種無政府狀態叫做自然狀態。他在《利維坦》這部政治學經典著作中指出：三大自然原因——競爭、猜疑以及榮譽感引起人們之間的紛爭，使自然的狀態真正成了戰爭狀態。這種戰爭，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處於這樣的情形中：除了憑借自己力量和發明所提供的，人在沒有其它保障情況下生活著，在這種條件下無從發展實業，因為由此獲得的成果是不可靠的：因而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沒有社會，更糟糕的是，充滿了持續不斷的恐懼和暴死的危險；人活得孤獨無依，貧困潦倒，汙穢不堪，野蠻不化，生命短暫逝去。而且，在自然狀態下沒有對公正的訴求；沒有什麽東西是不公正的，因為公正和不公正只有依據某種先在的法律，而文明社會之外是不存在法律的。
從自然狀態中唯一可得到的補償就是我們有可能擺脫自然狀態。對死亡的恐懼，對舒適的渴望，以及通過自己的勞作獲得舒適的希望使人類向往和平。理性，伴隨恐懼、願望和希望等這些情感，提出了人們在一起和平生活的法規。於是，國家便應運而生了。同樣，三大自然原因隨即引起國家之間的紛爭，造成一切國家反對一切國家的戰爭狀態。無數次戰爭的後果以及人類的本能迫使不同國家的人們共同追求一種世界性秩序乃至一種世界政府。無比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推動世人把理想付諸實施。一戰結束後成立了國際聯盟，二戰結束後成立了聯合國。目前，以聯合國為中心，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專門化的國際組織，已經形成一個日益龐大、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國際組織體系。這個組織體系以及世界大小國家在其中形成的實際權力格局，再加上由它們所制訂和從習慣沿襲而來的國際法體系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為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發展提供了一種保障。
無視現存的國際秩序，呼喚返回到一種叢林狀態，這是野人而非文明人的習性。一方面期盼國內的穩定，一方面又贊美國際的動亂，這是一種人格的分裂。鄧小平指出：“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麽？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美國前總統布什在蘇東巨變後也曾呼籲建立國際新秩序，但後來不怎麽提了，因為事態的演變表明，正在顯現的“新秩序”恰恰就是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當年在敦巴頓橡膠園參與規劃草擬的“舊秩序”。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戰後剛剛破土而出，就被東西方冷戰所破壞，現在冷戰結束了，“舊秩序”又以新面貌重新登上世界舞臺。昔日的戰敗國德國和日本需要新秩序，因為在“舊秩序”中沒有他們的地位；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新秩序，因為它受到國內的壓力，要求德、日分擔對聯合國的財政負擔和國際義務；中國在半個世紀後大致恢復了二戰結束時的國際地位，“舊秩序”就像當年定做了還沒來得及穿的一件禮服，現在穿上不大不小，正合身。
聯合國半個世紀來的曲折歷程表明，持久和平的國際秩序不能僅僅建立在利益的協調和力量的均勢上，必須尋求共同的道義準則，將對全球價值觀的共識作為穩定的國際秩序的根基。
《說不》認為，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想的唯一動力”。這表現出該書作者具歷史使命感的價值承當意識，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非現代的精英主義取向的流露。他們不懂得，現代倫理學把人類的各種價值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作為公平的正義”；一類是具體的善，“作為合理性的善”。孔孟之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各自的善的理論，在這方面的價值觀不盡相同，也不必強求一致；但是，對於“作為公平的正義”，東西方有著基本一致的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現在的問題是，全人類能否就最基本的人權標準達成共識。著名倫理學羅爾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裏，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疑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他把正義的第一個原則表述為：“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在倫理學家中對於就正義達成共識的可能性似乎沒有不同意見，但一些政治家特別是亞洲的政治家對此還有疑問。
有不同意見就應該展開平等的對話，《說不》的作者在原則上是同意的，而且鄭重地印在封面的頂端。但是，他們說的和做的並不一致。
平等的對話首先應當是真實的對話。像何新那樣以對談的名義自說自話，或者像王山那樣假托外國人的名義說自己的話，只會造成國際大笑話。而《說不》中記載的一些“對話”其真實性同樣是大可懷疑的。其實，現在到中國來的外國遊客、學者和記者很多，《說不》的作者也同樣有機會到外國去，記錄一些時間、地點、對話者齊全的中外對話理應不那麽困難。
既然要對話就應當具有起碼的政治現實主義。彭定康幾個月後就要拍拍屁股回家了，所以對他個人發發脾氣還沒有太大的關系，反正今後不必再和這位末代港督對話了。假若真的設想“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會更好”，一邊冷嘲熱諷一邊等待著“沈默的大多數”對“孽債累累” 的美利堅合眾國進行“總清算”，就該進政治幼稚園了。１９７２年，毛澤東在初次與尼克松會見時說：“我覺得，總的來說，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接著他又笑著說，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這就是說，一旦對話真正開始，標語口號就應當退場了。１９８９年，鄧小平又對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說：“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因為“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只求嘴上一時痛快並不能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反而會把事情搞糟。
平等的對話應當遵循幾條原則：第一，尊重對方的人格，不要隨口謾罵，惡意中傷；第二，說話要有根據，要講出理由，不能只是簡單地下結論；第三，要有來有往，不能回避對方的問題，王顧左右而言它。對話的最終目的是求得共識，而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共識則是締造一個如鄧小平所說的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新秩序。
《說不》的作者為讀者講述了一個自己從“親美派”逐漸轉變為民族主義者的故事。可是，人們從他們的筆下，既嗅不出絲毫英美經驗主義哲學和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氣味，也看不出鄧小平時代中國人主流思維的風貌。人們從《說不》中最能夠感受到的，是受一部分小傳統熏陶，與義和團模仿戲曲人物相類似的那種油腔滑調；以及可更怕的，與“文革”時期紅衛兵小將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相類似的那種愚昧而又狂妄的心態。作為一名年齡大一些的中國知識分子，筆者感到有義務向《說不》的作者擊一猛掌：面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發展，自由與民主的大潮，千萬不要忘乎所以，東倒西搖，逆歷史潮流而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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