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成长可以持续吗？
这当然是政治经济学的老问题。但最近一本由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和MIT经济学者合着的书“国家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在英美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这两人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过去十年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民主的一系列研究论文早已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必读的文章，这本新书是他们给一般读者的非学术性着作。
本书其实是要回答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成长，有些国家却失败？他们的研究结合了严谨的统计分析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者从中世纪的威尼斯、美洲大陆的殖民时期、工业革命的英国，二十世纪的非洲国家波札那到当代中国。
他们拒绝文化与地理的解释，而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尤其是：要有好的政治制度才会有好的经济结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建立在政治与经济体制都是“开放性的”(inclusive)和多元性的，如此才能释放并且保障公民去创新、投资和发展的能力。
“开放性”的政治制度意指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和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如民主选举和宪政保障。开放性的经济制度包括财产权的确保、竞争性的市场、契约的执行、容易开始创立新公司、公民进入不同职业和产业的自由。
一个国家的制度若是“汲取性的”，就只会保护那些掠夺人民财产的少数菁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所以这个国家必然会沉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会支持维护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不让新参与者加入市场，而这些特殊利益创造出的财富又会去垄断政治权力，使得威权国家机器更庞大、更压迫性。
汲取性的国家虽然可以在一开始产生经济成长，但很难有持续成长。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说，持续性的经济成长需要“创造性的毁灭”，亦即让新科技取代旧科技的；但汲取性的菁英不会让“创造性的毁灭”出现来消除他们的记得利益。例如苏俄在1950、60年代高度成长，但因为不能创新，所以在八零年代陷入停滞，而终究崩解。
欧洲共产主义瓦解后，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国的表现差异也很明显：前者大多是民主国家，也有突出的经济表现。
本书当然也关注中国──尤其“中国模式”对当下的现实与理论都具有重大意义。作者认为中国是在汲取性制度下的经济成长，无法容许“创造性的毁灭”，所以目前的成长很难持续。他们提到2003年戴国芳的铁本事件，指出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困难；但事实上，在2003年之后，国进民退的趋势只是更为汹涌：在中国企业五百强中，国企的营业收入占全部的82%，资产总额占全部的90%。然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民企却远远高过国企。
今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二十年，最近两三个月，官方媒体发表十数篇文章力挺国企、批评西方媒体对国企的指责；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评就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主体。”
关键其实还不是国企所占的高比例，而是在一个非开放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会造成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勾结，造成普遍性的腐败、阻碍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本书或许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十年的最佳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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