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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們這些和中國當代歷史打交道的人來說，要還原歷史的難處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種種限制，歷史斷層不幸地出現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身上。在學界，致力於還原歷史，扎扎實實地做點事情，並為社會公義吶喊的青年學者，真是少之又少。自二○一○年起，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在哈佛開設「六四」課程，並連續兩年同修課的學生一起組織「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她的堅持和勇氣，取得收穫，今年再次獲得哈佛大學的傑出教學獎。在此，本刊約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以對談的方式請何博士介紹幫助學生組織研討會的經歷和經驗。
還原一段被抹殺的歷史
郭：曉清，我知道你去年秋季教兩門「六四」課程遇到種種困難挑戰。看到Arthur Waldron教授評論說今年你學生組織的「六四」研討會代表了「哈佛的最佳狀態」（Harvard at its best），很替你高興。
何：其實我一直跟學生說，我們只要盡力而為就好了。作為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他們組織這個會議本身就非常有意義。他們也明白：這個會議不只是關於他們自己的，還要去還原一段被抹殺的歷史，並且讓大家聽到那些被沉默的聲音。
郭：我在會議議程上看到這次參與活動的資深學者不少。歷史學家Elliot有過「明星陣容」（all-star cast）這樣的評語。
何：去年Elliot教授參加了我們的活動並致開幕辭，可惜今年他在外無法參加。今年是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致的開幕辭。你也知道，哈佛平日的學生活動多不勝數，像我們這樣的本科生活動，一般教授都不會出席更不要說參與。來自賓州大學的Waldron教授也參與了主持小組討論。他上本科的時候是Richard Pipes教授的高徒，在哈佛拿的博士學位。那天我在會議上跟學生半開玩笑說：希望幾十年後他們當了教授也會像Waldron教授那樣專程飛回哈佛支持本科生的「六四」研討會。另外，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也為學生寫了賀詞。總而言之，大家對同學們探討「六四」真相的支持，盡在不言中。
郭：這些學者在會議上發言了嗎？
何：發言的主要是學生──宣讀他們的期末論文。另外柯偉林教授致開幕詞和麥克法誇爾教授致閉幕詞，其他主持會議的學者在台上也有與學生互動。那天現場有一種莫名的磁場，把所有參與者都吸住，去年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其實我對學生的每一篇論文都很熟悉，按理說不應該太觸動情感，不過大概因為他們在台上非常投入，好幾回我還是淚眼朦朧，特別是Szonyi教授在主持第一場討論前與大家分享他八九年經歷的時候。他平日嚴肅嚴謹，沒有想到他會說那些話，又說得那麼動情。他說如同上一輩人都能記得聽到肯尼迪被害的消息的時候自己在哪裡，我們這一代以研究和教授中國問題為生的人，都記得「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們在哪裡──那是一次心靈重創（trauma），對我們的人生和學術都影響深遠。
是事實之爭，更是價值之爭
郭：我記得在會議前一個月你很緊張地跟學生一起修改論文，看來他們沒有讓人失望。
何：我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修改論文──有些改了七八稿，少的也是三四稿。同學們都了解：因為政府的刻意抹殺，這段歷史有很多的爭議。因此，我們要嚴謹。今年查看天安門資料集的同學比去年多，也有同學通過挖掘其他史料來說明問題。例如，因為有爭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因此沒有「天安門屠殺」，一位同學就翻譯和分析丁子霖老師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裡面關於一名在天安門旗桿下被殺害的遇難者的那一章。她覺得應該讓歷史事實說話。當然，我們在課堂上也討論到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人數來否定「天安門屠殺」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正如「八九天安門運動」不只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一場覆蓋全國各大城市的運動。同樣，「天安門屠殺」並不只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還包括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屠殺。我們常用的兩張地圖：一張是死難者遇難地點的地圖，另外一張是死難者屍體發現地點的地圖，都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我在教學過程中明顯感到對「六四」的爭論不只是事實之爭，更重要的是價值之爭。前者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面對那麼多證物證人，事實是掩蓋不了的。但是，因為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的正當性的種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而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價值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裡是不可思議的，但對於很多來自國內的學生來說卻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今年有不少同學引用關於「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文章來分析為什麼中國年輕一代就算知道歷史真相後還會對事件有不同的解讀。另外今年用中國政府材料的同學比去年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最近變得熱起來的關於陳希同講話的材料，同學們都不陌生。有一位同學的論文提到：「愛國主義教育」讓學生了解中國的屈辱和災難，但原來這只局限於外國帶來的屈辱和災難，不包括三年饑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我們的世界缺失了什麼？
郭：有沒有讓你特別難忘的論文？
何：會議以關於天安門資料集的論文開始，以一位韓裔同學唱一首他為天安門母親而寫的歌《媽媽最明白》結束。第一位發言的同學是一位被美國父母收養的中國棄嬰，她說跟班上的華裔同學不一樣，雖然她在中國出生，但她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她出生幾個小時就被丟棄到醫院的凳子上，爸爸媽媽連一張紙條都沒有給她留下。她一直非常渴望知道到底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這樣的原因，她特別能夠理解天安門母親，理解她們想知道六月三號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同的是，這位同學說，她自己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真相，但是，天安門母親是會知道真相的，在哈佛圖書館就有一箱箱的證物。她接著引用林培瑞教授寫的那篇經典的關於「六四」記憶的文章中的例子──多年前方勵之教授說「六四」的記憶會被抹殺，林培瑞不相信，結果卻是如方所說。誠如林培瑞所說的：多年前，我們這些不願忘記「六四」的人是大多數。如今，我們成了一小撮；可是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同行者減少而變得孤獨，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事實說明我們的世界缺失了什麼？大概翻譯是這樣。那天好幾位同學引用林培瑞的不同文章。其實，對於同學們來說，像林培瑞這樣的學者不能進入中國，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郭：除了學生和老師，那天出席會議的有校外的人嗎？
何：有，觀眾裡有好幾位都是八九年親歷其境的，例如有兩位美國的中學老師，八九年她們在北京經歷了一切，我每次有關於「六四」的討論，她們都會帶著家人同事朋友來。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也參加了整個會議。
郭：很高興你的努力有了豐碩的成果。知道你今年再次獲得哈佛的傑出教學獎，我覺得很欣慰。對於這門課，你有什麼特別的心願嗎？
何：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安全地自由地教這門關於一九八九年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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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 《動向》
附：致天安門研討會的贺信 欣聞哈佛學生在選讀曉清的「天安門運動與記憶」課程後今年再次組織天安門研討會，特寫賀詞鼓勵。 作為哈佛校友及前任教授（一九六六──一九七七），我對同學們組織二○一二年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表示由衷的讚賞。毫無疑問，以悲劇告終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是近期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件。因此，我們絕對有必要竭盡所能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儘管各人對它解讀不盡相同。不幸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人們對「六四」事件的記憶在中國遭到系統的壓制，目的是要把記憶完全抹殺。結果，在中國國內，像你們這個年齡的年輕人多半很可能都沒聽說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我認為，對於同學們這一個研討會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會過份。正如你們在會議公告表達的：「希望通過我們的報告，人們能夠再次聽到當年被壓抑的聲音，願『六四』的記憶永存」。對如此動人的表述我衷心贊同。 祝同學們會議成功！ 余英時 —— 原载: 《動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