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若無寬鬆政策

兩彈一星難以啟動

「神舟九號」任務涉及高尖科技,然而追本溯源,若無當年中共的廣闊胸襟,中國的火箭技術也許要?H擱十年八載。中國的火箭及核武關鍵人物都是留美歸來的科學家,火箭是錢學森,原子彈是鄧稼先,前者是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者是普渡大學博士。錢學森更是傳奇,二戰後,他以美軍中校身分到歐洲考察德國火箭技術。50年代初,錢學森準備回國,美國千方百計阻止,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師兵力,最後他歷盡艱難於1955年回到北京。鄧稼先則於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即回國,投入原子彈工程。1985年中央發出獎金獎勵兩彈工作人員,獎金一萬元,大家均分,鄧稼先分到20元,10元是原子彈、10元是氫彈。從1964年10月原子彈試驗成功到1985年,21年間一分錢獎金也沒有拿過。

儘管中共建政後發生多次政治鬥爭及群眾運動,極左思潮並無嚴重衝擊這些歸國博士。事實上,中共領導人派出解放軍重兵保護,氫彈便是在文革期間的1967年6月試驗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只用了32個月,比美國的7年3個月及蘇聯的4年3個月都要快。至於錢學森領導的火箭研發,則在1970年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升空。有批評說這般速度是文革「大幹快上」結果,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若沒有排除極左干擾,以文革期間萬事俱廢的狀?,狠批「唯生產力論」蔚然成風,絕不可能做出成績。兩彈試驗成功,令中共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由此舉足輕重。

文革結束,中共撥亂反正,開始認識到左毒之苦,鄧小平80年代至少兩次講到防左, 1987年4月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說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同年7月會見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說,「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但最主要是左的干擾」。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前後,左傾干擾不少,鄧小平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當時是文革結束不久,左的干擾仍大,但鄧以強勢擋住。反而是香港一些人左傾思想嚴重,有人到北京面陳回歸後種種構想,包括把英國的影響清除,其中一樣是把帶有英殖色彩的路名更改。文革伊始,長安街被紅衛兵改為東方紅大街,東交民巷變成反帝路,這股風幾乎颳到香港。

睽諸歷史,中共常常在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 一再走上左傾色彩濃厚的政治道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餓殍遍野,到後來中共無法支撐,只得休養生息,停止政治運動,國民經濟重上軌道。可是只兩三年後,文革爆發,當60年代全球產業轉型並發展得如火如荼,中共的政治極度左傾令得國家停擺,浪費了寶貴10年。類似的歪路六四事件後也有出現,延續至今,李旺陽案、趙連海案、艾未未案、譚作人案,都是在中國太空人上天、經濟實力成為全球第二的大氣候下發生,國際對中國的認知由此呈現兩極化,上周五,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21國民調指出,中國是當今最大經濟體;國際特赦組織則指中國人權情?急劇惡化。中國是經濟和科技巨人,同時卻又是政治侏儒 ,對比強烈,形成國際形象失焦,縱然再砸大錢在紐約的時報廣場賣廣告,然而一個陳光誠事件已足以令改變形象的努力泡湯。

近年在香港問題亦有左傾勢頭,北京介入香港選舉之說甚囂塵上,第二支管治隊伍之說也似無還有,失卻當初中共中央對香港的「只鬆不緊」的拿?迭C香港已經回歸15年,香港巿民縱然有對中共不滿,但對廣義上的中國始終不離不棄,可是左傾思潮卻在政治上超越客觀,陷入急於求成的局面,客觀上令自己站在對立面。舉個例說,倘若是政治氣候寬鬆,特區政府官員對李旺陽事件的回應,就不可能在事發之初一味拒絕或逃避回應。

香港政策左傾顯見

「只鬆不緊」不再復見

寧左勿右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常見政治習慣,右傾被認為是原則性不足,左傾則被視作執行水平有差異,前者較後者嚴重。職是之故,政治上中共仍然古板保守,經濟則相對自由,這一差距日益明顯,造成政治改革遠遠落後經濟發展,也落後於澄明客觀的科技世界。今天人們歡呼中國第一次太空艙人手對接,第一位中國女太空人升空,也慶祝蛟龍號深潛太平洋,然而獨缺精神上可上九天可下五洋的自由寬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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