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标题，原本想用“回乡”，突然觉得自己好象“回乡知青”，用“还乡”，又想到“还乡团”，但我还是决定用“还乡”。因为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是知青，但地主阶级子孙的名份是跑不掉的，因为我的祖父曾经背着“地主”的恶名离世。“还乡”配我，合适。
2011年的夏天，我和父亲启程，从我们一直居住的贵州贵阳，前往父亲的故乡四川省乐至县。1950年的一天，在我祖父自杀以后，我父亲告别了我的祖母和姑姑们，离开了故乡，独自一人浪迹社会。我小时候，随着父亲回过他出生的村子，住在姑妈家里，和表哥表姐用竹子做的水枪狂打水仗，据我大姑妈举报，我小时候很坏，我和她们村里一个婶子打牌，婶子输了，我就吵着非要她钻桌子，而这婶子偏偏长得又胖…最近的一次我回到这里，是1992年的冬天，正在读大学的我，第一个寒假，从北京坐火车到四川广元下车，和在这里接我的父亲从剑阁，梓潼，江油等地方一路游览过来。
这一次我们从成都，到大邑，参观了一遍刘文彩的庄园，听大邑县安仁镇上的人们说刘文彩的好话。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说刘文彩是个坏人。刘文彩的美名到处传扬，这和仍在展出的收租院泥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也并不那么冲突，因为那些泥塑如今被放进玻璃橱窗，既保护着，又以隔绝的方式告诉参观者，它们只是艺术品。
在故乡乐至县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县城的繁华和方便。亲戚们不少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县城大规模开发，其实需要人去填补，买套房子，就上了户口，很容易。大姑妈的女儿，是一个王熙凤一般的角色，由于出身不好，没读什么书，但是其人精明能干，长袖善舞。她使尽种种手段，把两个漂亮女儿一个安排进了国土局，一个进了发改委，然后自己常常帮着推销商品房赚点佣金。做了外婆的她，比多年前胖了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表侄女们精神面貌也积极向上，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在国土局工作的大侄女回忆其自己读中专的时候不好好读书，笑着说，“那些成绩好的又怎么样，还不就当个老师！”我变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多年蹉跎，正是干着这个表侄女所不屑的营生。
大姑妈的小儿子，作为地主阶级的苦孩子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多年后，他大力倒腾粮食，也小小地富了，还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他很满意，很知足。为了深切地感谢邓小平，他曾经专程买了鞭炮跑到广安邓小平故居去大放特放。我去他家里作客，他知道我从美国回来，直瞪着我问：“美国，美国有啥子好？”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把我问得目瞪口呆，只能傻笑–我宁愿祥林嫂跳出来问我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
第二个姑妈独身终身，前年已经去世了。三姑妈的大儿子在贵州，浙江闯荡多年以后，回到故乡开办了一个养兔场，他的女儿在成都读大学，二女儿结婚后随着丈夫在各处工地干活，买了房子但总空着，小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浙江打工，把十岁的女儿留在县城，和奶奶住在一起，这个女儿算是“留守儿童”，但有奶奶的积极关照，除了父母不在身边，和其他孩子无异。从小姑妈这里，我听说县城里的老师是只布置作业，而不批改作业的，批改作业要另外交钱去上补习班，做作业的辅导又有另外的辅导班。奶奶就每天接送上学和去设在老师家里的辅导中心。
现在的县城大概有一点都类似。但凡该县出了某位名人，或者和某位历史人物有一点瓜葛，就要赶紧“炒作”起来。上苍保佑，我们的乐至和名人还是颇有关系的。其一是“好同志”陈毅。陈毅的故居自不待言，不知已经翻修了多少回，后来又专门修了一条公路直通故居。在县城内的一座小山上，又修建了一座单独的纪念馆，陈列了一些图片和元帅服复制品等展品。在各地修建广场的热潮中，这里也修建了“帅乡广场”，上面原来有一座陈总的塑像，但大家颇不满意，用我侄女的话来说，把陈毅塑得象个“小娃儿”，而现在，这座不成功的塑像大概不见了，一座全新的，宏伟的陈毅半身塑像正在施工中，从面庞看气宇极之，断不会有人再说象“小娃儿”了。名人二为寇准。我以前确实不知道寇准和乐至有何关系，待去了“寇公广场”，拜谒了寇准塑像，拜读了碑文，才知道一千年前的某几年，寇先生挂职作过我故乡的县令。名人三为民国大学者谢无量，谢无量先生文史兼通，其家族和陈毅家又是亲戚，曾与李叔同，马一浮，章太炎等人交游。如何“炒”他最好，县里似乎还没有完全想好。
当然，我那不出名的祖父，对我来说更为意义重大，而我这次专程来，有一部分就是专门来给他上坟上香。有很多年，祖父的坟屈居在老祖屋左侧的小土坡上，连个墓碑都没有。大约十年前，我父亲出钱包了坟，刻了碑，把我和我姐姐的名字也列上去。这一切无非是寄托后人对先人的感情，也给自己一个良心的交代。1950年，土改中的祖父家里有几十亩地，也听到风声要划为地主，压力和恐惧之下选择自杀。我专门就此对年过八十的大姑妈进行了一番访谈。大姑妈说，祖父先打算上吊，后来被我太祖父救下，接着又用剪刀自己戳喉管，但迁延呻吟几日才断气，断气后亲人把他不过用草席一裹，草草埋葬-那年，祖父四十六岁。我父亲跑了，姑妈们从此背着地主份子的罪名忍辱偷生几十年，文革期间，背上要背着“刘少奇”假人挨斗，表哥（放鞭炮的那位）抱在怀里却不准喂奶…自始至终，她没有在讲述过程中掉泪，只是说“好造孽呀”，她也说到，在那些最受欺凌和歧视的日子里，“也有好人”，说到最后，大姑妈还是感到苦尽甘来：“那时候，哪里想到还有今天这个日子！”
我完全无意夸大我的祖父的悲剧，或许他自己应该再坚强一点，再隐忍一点，再苟活一点，或者再乐观一点，甚至再麻木一点。对于学历史的我来说，再不济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无不以万民为刍狗，拿人肉当肥料。即便太平盛世，也照样有天灾人祸不断，兵患匪患官患连连。土改中有多少地主，或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地主，被处死，又有多少因为恐惧自杀（行话曰畏罪自杀），具体数字可能已无关紧要。我的祖父也荣列其中，贡献了一个统计数字。
我们烧了香蜡纸烛，放了鞭炮，照了像。表侄女中的老大带来她的丈夫和儿子，说也要来拜外祖祖。她十岁的儿子在墓前玩得很欢，对他来说，其实是一次郊游，如同我自己小时候去给烈士扫墓，对于要祭奠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概念的。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多概念，我只能承认，一是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二是我的大姑妈在她的记忆基础上的描述，帮助我在脑海里想象了一幕如同电影的场景-一个倔强死硬的中年农民（或者地主富农），在1950年的几天里，执意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用剪刀杀死自己，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在拖延不死的几天里，他躺在床上呻吟，叫着孩子的名字，被子床单上都是血。这个人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
他的罪过是他是可能比周围的人过得好一些。
离开时，父亲说，还必须去拜另一个坟。这是一个本家，和父亲同辈。1950年，他是乡里的书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为我父亲开了一封介绍信。
我父亲当年十五岁。他拿着这封介绍信，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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