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他已经过时了”
里根政府以某种摇摆不定的心态观察着上述事态。它已经派出一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官菲利普•哈比博（Philip Habib），让他调查事实真相，以评估马科斯政府能否存活下去。他回来时已确信，那位独裁者完了，而且他告诉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国防部长凯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如果美国有任何鼓励马科斯留任的表示，“他就会不放手。”他们觉得，被逼入绝境的马科斯可能会要求对反叛的军人发动攻击，从而引发流血冲突，而且他们害怕叛军可能会转而采取暴力手段。
事情已经变得明朗了：在向马科斯暗示华盛顿会支持何种行动方面，里根总统的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当里根还是加州州长时，他与其妻子南希（Nancy）在访问菲律宾时第一次与马科斯一家人会面。由于受到很好的优待并且对马科斯强烈的反共主张印象深刻，里根成为他的朋友。马科斯会听他的。
在星期天与总统举行的一次关键的白宫会议上，幕僚长唐纳德•雷根（Donald Regan）支持这位忠实的盟友，争辩说阿基诺若担任总统职务“会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哈比博对此不屑一顾。“马科斯的时代结束了，”他说。舒尔茨的语气更为坚决：“没有人认为马科斯能够继续掌权。他已经过时了。”这样，白宫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警告马科斯要避免流血，否则将会面临所有援助被立即中止的风险。国务院私底下开始通过驻马尼拉的大使与总统府谈判，表示马科斯的“时代终结了，”并保证他能安全离开菲律宾。南希•里根通过电话向伊梅尔达•马科斯保证，她及其丈夫在美国会受到欢迎。
可是，这位顽固的独裁者拒绝了这些暗杀，并上电视否认他已经逃亡的传闻，坚称他依旧控制着政府。马科斯发誓说：“我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就在他发表讲话时，第九频道被切断了。接着，马科斯给恩里尔打电话，提议组建将科拉松•阿基诺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不过，恩里尔拒绝了。
在2月24日那个星期一，里根总统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敦促马科斯下台：“以暴力延长现政权的寿命的企图是徒劳的。”可是，直到马科斯在午夜时分给里根的密友、参议员保罗•莱科索特（Paul Laxalt）打电话确认声明的内容，这位独裁者才真的明白，他已经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我认为你应该就此了断，干净利落地了断，”莱科索特对马科斯说。“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54
也是在那个星期一，对获胜-如果必要，就采取街头武力行动的那种胜利-充满信心的反对派领袖们聚集在菲律宾俱乐部，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废除了国民大会宣布马科斯当选为总统的声明。新的名为“人民决议”的文件正式宣布科拉松•阿基诺和萨尔瓦多•劳雷尔为选举的获胜者。文件由150位公民签署，包括国民大会的8位反对派议员和拉莫斯将军。
2月25日星期二，科拉松•阿基诺把一只手放在由她被谋杀的丈夫的妈妈拿着的一本圣经上，宣誓就任总统。她任命恩里尔为国防部长，拉莫斯为武装部队参谋长。一个小时之后，在几千名挥舞着旗帜的支持者面前，费迪南德•马科斯按照早先的安排在马拉坎南宫的一场仪式上宣誓就职。他的支持者们高呼“戒严，戒严，”好像依然能够进行镇压一样。这一活动由政府控制的电视进行直播，当誓言被递给马科斯时，直播画面消失了。他最后的权力标志–唯一的电视信号–已经不存在了。
事件很快就结束了。科拉松•阿基诺拒绝了马科斯继续留在菲律宾并在路仁北部地区避难的请求。晚上，那位已无权无势的独裁者、他的妻子、家人和亲密助手被美国直升机空运到克拉克基地（Clark Field）。第二天一大早，马科斯登上了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到夏威夷，进入流亡生涯。
八年后，新就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被菲德尔•拉莫斯总统迎接到马拉坎南宫。克林顿称赞菲律宾“在席卷世界的民主复兴中起到带头作用。”他指出，在民主复兴浪潮开始时，拉莫斯与其他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为自由而战…把阿基诺总统的不同寻常的人民力量运动进行到底。”又过了两年，10,000名菲律宾人在马尼拉的商业区游行，并聚集在尼诺伊•阿基诺的雕像旁，庆祝“埃萨反抗运动”的周年纪念日。三天后，在马尼拉海滨的一块空地上，400名“效忠于马科斯的死硬分子”在听伊梅尔达•马科斯的讲话，后者要求上帝开启瑞士银行家的心智–那些银行仍旧持有她希望要回的4.75亿美元的存款。55
许多人会纪念解放的日子。独裁者的掠夺行为则没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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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2月的那18天日子里，菲律宾民众三年来与腐败统治者的抗争达到了高潮：它抓住了首都公众的心，在面对效忠于统治者的军队时没有浪费一枪一弹。他们马上用来对付军队的反制力量仅仅是普通民众的勇气与热忱而已，这当之无愧地为它们赢得“人民力量”的称号。
二十世纪推翻威权政府的大多数民众运动都有机会竞争权力，不过，并非所有运动都利用了这些机会。在掌权18年之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83年变得不自量力了，当时他或他的部下合谋杀害了他首要的政治对手。他们非但没有消灭潜在的威胁，反而制造了一位烈士，而这位烈士的被谋杀触动了全国人的神经。杀害阿基诺的举动疏远了天主教会、马尼拉的商界、以及自由派、温和派和左翼政治人物，因此让一场运动团结了起来–而这场运动本来肯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自我的团结。
由于屈服于商界领袖以及华盛顿要求公正选举的压力，马科斯接着做出过多的让步，允许成立一个选举观察机构，而这一机构后来让当局操纵选举结果的能力打了折扣。在接下来的政治纷争中，反对派候选人–被暗杀的领导人的遗孀–的言辞与身份要求人们在扼杀民主与复兴民主之间做出抉择，在向人民施暴与人民获得胜利之间做出抉择。当局的策略变成了它的羞辱。
在二十世纪，反对马科斯的运动是美国的民权革命与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之后的第三场重大的非暴力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国际播放媒体的全面报道之下进行的，这有助于将菲律宾人民的不满转达给全世界的观众和听众。不过，媒体的影响在国内也有其意义。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或皮诺切特将军不同，费迪南德•马科斯长期以来都利用电视来刻意在其民众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当在斗争的高潮阶段他无法垄断其政治形象时，他的权威瞬间就减弱了。
两个受人尊敬的机构能够将权威转移给反对马科斯的那些人。在一个80%以上的人口为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明确支持运动的非暴力战略，并鼓励民众走上街头，坚持抗争。参战士兵和政府自己的国防部长的及时背叛削弱了马科斯使用暴力的能力，这是二十世纪最富有戏剧性的士兵抛弃独裁者并支持民众运动的案例。很快，只剩下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了，而他们不会反对他自己的民众要求他离职的愿望。
马尼拉1986年的事件与42年前圣萨尔瓦多的事件并无不同。学生、医生和商人们转而反对马丁内斯将军，并通过总罢工控制了公共生活。他们向军队以及他自己的部长们表明，他不再有能力稳定和治理那个国家。家庭主妇、教士、工人和商人转而反对马科斯总统，并拒绝接受带有欺诈性的选举。他们向军队和他的外国支持者表明，他不再能够控制事态了。不管是军事强人，还是贪赃枉法的政客，失去镇压能力和人民认可的统治者都不可能继续占有其位子。
菲律宾事件的结局在另外一个方面也与萨尔瓦多事件的结局类似：几乎直到最后一刻，大部分菲律宾人和外国观察家都认为不可能通过任一种民众反叛行动将马科斯赶下台。对于那些不理解非暴力反抗的力量态势和内在结构的人来说，威权统治者容易受制于非暴力抵抗的特别之处就很少是显而易见的了。一旦非暴力反抗的力量取得了成功，关于统治者坚不可摧的假设常常会被另一个同样错误的想法所取代：统治者是如此脆弱，以至于甚至非暴力行动就把他赶下台来。非暴力制裁行动的力量可能没有剥夺行为的力量那么大，不过，它的力量大得足以让费迪南德•马科斯退出历史舞台。
从1905年游行到冬宫的俄罗斯人，到甘地1931年向海边的游行，到波兰人在华沙胜利广场的集会，到马尼拉1986年的人民力量，这里面的策略有一种明显的继承关系。不过，菲律宾人的抗争有一种俄罗斯人、印度人、波兰人和其他非暴力抵抗者所没有的优势：他们可以借助于他们的民主记忆。尽管在二十世纪的早期阶段，对暴政或外国统治的反抗是希望自决的民众运动的原初动力，在接近二十世纪末时，世界各地将几百万人吸引到街头的事业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要终结某种邪恶的东西–它所追求的是赢得或者捍卫民主。菲律宾人已经有了公民社会。他们只是发挥了公民社会的作用而已。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他们只是做到了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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