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媒体上看不到知识精英对国家事务和对外政策的不同看法，基本都是“上下一致”，那问题可能就大了。政府官员担心公众受舆论误导，不希望在媒体上讨论“敏感的国家大事”，结果真相不透明，有的决策遭遇民意抵制。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度如今有了很大进展，舆论和出版也宽松很多。但我们还是常常会碰到文章或者内容“太敏感”不能发表，或者需要把“敏感内容”删除才能刊发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真正的民意难以公开，也让公众智慧无法作用于重大社会问题上，反而还给国外媒体随意判断中国民意提供借口。
原本政府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大量经费，希望能够拿出最智慧最有效的理论成果。但是，因为太多“敏感”的原因，使研究者和管理者信息不对等，研究者接触不到敏感的一手材料，做出来的研究成果要么脱离实际，要么只是一个简单的对策“报告”。这是一个典型的“设计悖论”，设计者希望你拿出准确的论据和可靠的结论，但你又难得接触“敏感信息”，更难得公开发表“敏感观点”，结果当然“脱离实际”。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政策制定的神秘化和官僚化，掌握的核心信息和了解领导意志成为一种特权。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们的战略战术时讲道：我们的战略是公开的，国民党也晓得，这样全党同志时刻明白我们的奋斗目标，国民党的算盘是围着我们打的。
实际上，具体政府管理部门人员和出版单位往往并不能准确把握“什么敏感和不敏感”、“什么时间敏感什么时间不敏感”。一是因为信息量太大、发展太快，一个人根本无法了解具体情况，比如笔者去台湾开会提交的论文，被有关人员认为太敏感，实际上该论文在报纸已公开发表，他们并没有时间查阅所有报刊。二是我们总希望对外保持“中国式的上下一致”，或者国外媒体和大使馆等机构经常找我们出版机构的“麻烦”，一些媒体便常常因为“怕麻烦”而以“太敏感”为由拒绝公开媒体辩论。比如韩国人所写《高丽外交史》一书，就值得批判，可我们往往把这类问题当作“敏感”。事实上，在重大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系上公开发表不同观点，对政府管理部门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文责自负”，还可以广泛利用社会智慧和舆论增加决策的公信力。
如果在媒体上看不到知识精英对国家事务和对外政策的不同看法，基本都是“上下一致”，那问题可能就大了。政府官员担心公众受舆论误导，不希望在媒体上讨论“敏感的国家大事”，结果真相不透明，有的决策遭遇民意抵制。反映在传统媒体上，绝大多数报刊文章都喜欢说“好事”，反映在电子媒体上，主要是社会负面新闻和名人八卦在吸引“视众”。长此以往，一方面导致人们盲目相信外媒对国内事件的报道；另一方面花了很大力气搞“上下一致”，被几个“负面”新闻就压倒了，人们更相信来自非主流的信息。
学术研究自觉避开“敏感”话题是一种危险状况。要避免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敏感观点、敏感理论、敏感事件，这样无助于公众对事件的了解，也不能帮政府迅速做出正确决策。在信息时代，少一些“敏感”度，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敏感信息，并能直接参与政治争论，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培养起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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