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会址外景
拆迁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市政工程因此紧急暂停
记者：余中，选自：《文汇读书周报》
今年7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二大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当年接到了通知，但忘记了地址又找不到同志，因而错过了二大。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即“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次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今天，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交界处附近的绿地上，一大片浓郁的绿色包裹着两排临街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两排建筑的屋面均盖着小青瓦，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中镶嵌着黑漆大木门，两边以清水红砖做壁柱，壁柱头部点缀着西洋式样的砖雕。每扇木门的上方均有不同意境的题字匾额，其中一扇的门楣上写着出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个字。
这就是如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一讲到老房子，纪念馆副馆长杨嫣自豪地说:“纪念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两排老房子。从1916年盖好一直保存至今，连地基都是‘原配’，本身就是文物。”与三大、四大会址原址毁于抗日战争相比，这样的结局无疑让人欣慰。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早年举行的数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能像二大会址这样历经风雨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毁，实属不易。
这扇写有“腾蛟起凤”大门背后的寓所，当时是与会的中央局宣传委员李达租借的寓所。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1921年才搬进此处，二大结束后数月便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房屋也随之退租，“革命圣地”自此长期作为居民住宅，深藏闹市，鲜为人知。
解放后，为了确定二大会址的地址，李达曾于1954年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写信，回忆确认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他当时的住所中召开。4年后，他到上海实地走访勘认，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了会址。当时，房屋情况基本如旧，仅内部稍微修改，增添了阁楼，仍为居民住宅。1959年5月，会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从1959年至1999年，二大会址继续以民居的身份，隐藏在周边众多类似的石库门中“低调”了40年。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系列市政工程的动工，会址所在区域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据介绍，当10多年前市政建设的施工人员来到附近区域时，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面前成片不起眼的老房子中还藏着一个市级文保单位。如果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二大会址恐怕就要在10多年前的那次市政建设中消失了。拆迁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热火朝天的工程因此紧急暂停。经“微调”后，工程继续，大部分辅德里建筑被陆续拆除作为道路或绿化用地，原住居民迁出，但两排包括二大会址和上海平民女校旧址的老房子得以完整保存。“高架在这里拐了个小弯，为二大会址腾出空间，延中绿地则在老房子四周铺开，好像把它捧在手心一样。”二大会址纪念馆的馆员说。
2001年，以两排旧宅为基础，静安区开始筹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并于次年6月30日建成对外开放。刚建成的纪念馆很小，只有100多平方米，基本就是当年开会的原址和一个小小的展厅。2003年2月，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扩建，将面积拓展到200多平方米，同时增加了一些展出的史料，但整体还很小。“寻宝”小组在各地寻找史料
2007年6月，静安区决定第二次修缮扩建纪念馆。亲历了这次改扩建的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说：“因为工程浩大，第二次改扩建从2007年6月开始筹划，直到2008年7月才正式动工，纪念馆也跟着大变样。”
“大变样”首先体现在场馆面积上。前一次改扩建后，纪念馆面积为200多平方米，陈列文物、文物复制件132件，而经过第二次改扩建后，仅展区面积就拓展到1170平方米，纪念馆整体面积更是增至2282平方米。面积大了，132件陈列品明显不够用，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充实。为了搜集史料，纪念馆二次改扩建专项工作组成人员兵分几路，分头行动：有的前往与会代表的家乡，通过寻找代表后人等办法，搜集与代表相关的资料；有的前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复印、复制相关文件；最远的一路人马，甚至远赴俄罗斯，前往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二大史料，在那里，小组意外找到了《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以及《远东会议调查登记表》等一批珍贵史料。
前往各地探访的小组多少都有所收获，再加上2008年一批收藏家捐赠给纪念馆的党章等物，兜了一圈，展品从原来的132件一下变成340多件。大批史料运回纪念馆，如果没有好的展陈大纲，展示效果将大打折扣。早在2007年9月，静安区党史研究室和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反复琢磨新展陈方案的雏形。新的展陈大纲，将一大和一大召开后一年内党的工作，作为二大召开的背景，完整详实地呈现给观众。与旧大纲相比，新大纲思路更清晰，来龙去脉说得更透彻，新增的“党的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等内容，将二大与一大、三大有机结合了起来。
为了确保大纲的严谨、准确与权威，编大纲的同志天天泡在一大堆资料里面，完稿后又交给市委、中央两级党史研究室修改，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逐字逐词地推敲。终于，2008年7月2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大纲》的批复中写道：“陈列大纲导向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党的二大，可以据此安排二大纪念馆布展工作。”
身后的平民女校二大会址纪念馆主体建筑分为两排，临街一排是当初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址与纪念馆展厅，如果穿过第一排石库门，走进第二排老房子，便会发现此处别有洞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原址，就在二大会址的身后。
如今的平民女校，进门是个用来简介学校历史的展厅，墙壁上挂了一圈史料展板和教员、学生们的照片。展厅左侧的房间被恢复成了当初女校教室的样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黑板下方是供教员坐着上课的桌椅，教员桌椅的面前则整齐摆着学生用的桌椅。
之所以将平民女校纳入二大纪念馆，与女校创始人之一李达有关。1921年10月———彼时一大结束不久，二大尚未开始———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以期培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于是，李达便租借了住所旁的辅德里632号A作为校舍，每月50元租金全部由他用稿费支付。
1922年2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筹办的名义正式开学，李达任校务主任，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当时对学校的定义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刊登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其办学宗旨:“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课程设置包括社会学、语文、英文、数学等多个科目。此外，还设有工作部，分手摇洋袜组、毛衣勾结组和缝衣做鞋组等，学生每天均半日做工、半日读书。
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女校仅开办了8个月便宣布停办，部分学生后转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继续学习。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女校前后共培养了3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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