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文/張釗維
公 元七百年左右，陳子昂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幽州台上吟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詩句，千古傳頌。當時他正跟朝廷進行激烈的 政治鬥爭，因此多次下獄，但他屢敗屢戰。當傷痕累累的他登上幽州台，面對眼前蒼茫景色，內心不禁興起了深沉的感慨；而這感慨，滿溢著自傷自憐的色彩，穿透 了此後世世代代中國文人的內心；特別是那些對時政滿懷改革心意而不得志的文人。
但這聲感歎穿不透一千兩百年後的陳獨秀。
跟 陳子昂同樣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但陳獨秀絕對不會「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更不會像屈原那樣，在汨羅江畔踽踽獨行，緬懷昔日美人香草的 風采。當他的三兒子陳松年歷經艱苦的少年階段，在探監時首次見到素未謀面的父親，感傷得淚流滿面，陳獨秀卻要他抹去眼淚；他教訓松年：「沒出息!這點苦都 吃不了，將來如何繼續往前走？」
這就是陳獨秀。你可以說他不近人情、不懂世故，但在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風雲激盪當中，他要破除的，正是這因襲了千年的人情世故，或曰「封建倫理」，而代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的現代倫理。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當中，他說道：
「自 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 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在 他心中，既沒有自裁了的陳天華、梁濟與王國維等人的絕望，甚至不曾出現如黃興、蔣介石那樣在失敗或受辱時的自殺衝動，也沒有像汪精衛、毛澤東那樣對強權表 示歸順、「曲線救國」。在他一生多個最凶險、最低谷的時刻，包括1919年被開除北大文科學長、1927年被蔣介石清共、1929年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1932年被送上國民政府法庭、1938年起讓自己斷除一切組織關係、回歸個人原點，他從來都是直來直往、坦然以對，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自傷自憐的「悲情 意識」(悲情意識至今仍綑綁了台灣民主的發展)。
鄭學稼回憶1937年他還是個窮學生時，在武漢與剛出獄的陳獨秀會面情景：「兩碗白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菜，我實在不能下咽。」「我看他泰然地吃粗飯菜，改變了我內心對他的評估，只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配談革命。」
盡管早年他曾刻有一方「女話小弟」(意思是，屈原姐姐的弟弟)的印章，以屈原自況，但他最終不是淚灑江邊的屈原，而是不斷「以今日之我決戰昨日之我」的進取者。李劼形容他「寫下了一部共產主義《離騷》」，但「比《離騷》更昂揚，一派純陽純剛的浩然正氣。」
屈 原給後世留下了異議文人的悲劇形象，相對地，不少論者也點出陳獨秀在當代中國革命當中的悲劇性。余英時在為一篇陳獨秀傳寫序時說，「像無數激進的中國知識 分子一樣，陳獨秀也是中國革命悲劇中的一個角色，而不是悲劇的導演。」誠然，面對整個二十世紀當中，理性、正義與無數生靈仆倒在中國人槍口下的事實，我們 不能不看到中國革命的悲劇性質；然而，陳獨秀做為這場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所能帶給今天的，當不僅僅是對於悲劇的唏噓與低吟而已。
事 實上，中國歷史觀的最大悲劇，恐怕不在於如陳獨秀這樣不斷面臨背叛、抹黑與失敗的悲劇角色，而在於看戲與演戲的人都無法超脫「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邏輯， 他們正是「中國革命悲劇」這齣歷史大戲的共同導演。至今中國人仍視屈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陳天華等等為悲劇英雄，甚至連政治上不得志的孔丘都被視為 是「喪家狗」，因此後人加諸他們身上的是一層又一層的感懷、憑弔、憐惜等等傷感情緒。
然則，以傷感來打包對於這些人物以及相關歷史的認識，恰恰是在潛意識裡承認了：那些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始終不曾斷絕的的抵抗強權的異議者、與主流唱反調的反對者，必將遭「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等等淘汰出局的歷史命定論。
這種骨子裏的歷史現實主義，恰恰是中國朝向現代化轉型、走向當代世界的最大障礙；並且，即便經過一個世紀的所謂「革命」，這種意識障礙依然未見減弱。
它使得那些自詡聰明的中國人視反對與異議為畏途，或者，至少是愚笨之舉。然而，弔詭的是，如果我們承認，互助、競爭、包容是型塑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理念價值，那麼，豈能容下這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命定論做為大一統的單一主旋律？
互 助意謂著承認彼此均有不足、競爭意謂著強調自身的優點也欣賞對方的優點、包容意謂著對於差異的理解以及對共同發展的信心；那麼，今天在中國人的文化思維與 歷史觀裏頭，所稀缺的，恰恰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對於不同意見者乃至不同世界觀的正確認識。這也是陳獨秀在1916年所指出的，「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 悟」；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呼喚依然鏗鏘有力，同時，一個世紀之後我們重新發現陳獨秀，正是在尋找對於這種正確認識的新起點。
而 重新認識陳獨秀，恐怕也補時下「民國熱」之盲。胡適因陳獨秀支持火燒晨報館而說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然而，容忍的前提，難道不是因為有需要容忍之對象 的存在？而此一存在，若非依託著自由的環境，又能依託甚麼？胡適又說他是「終身反對派」，誠哉斯言! 然而，胡適並未徹底說明，國人該當以甚麼態度來面對反對派，特別是，當反對派是自己身邊的朋友時。他一生從未探視過坐牢的朋友，包括陳獨秀與雷震。
在 台北接受我訪問的許信良，早年投身美麗島民主運動、擔任過民主進步黨主席，並且因為與國民黨的「大和解」而遭受黨內嚴厲抨擊，導致他一度離開民進黨(這遭 遇，一如1927年汪陳宣言之後的陳獨秀)。飽讀馬恩列史毛的他說：「陳獨秀是我這類人，胡適不是。」這類人是甚麼樣的人？他說：「有人說下台的姿勢要好 看，但姿勢好看是演員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會下台。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我是這樣的。」
許信良自認一生都是少數派，這是他的命運，一如陳獨秀。而對於少數派與反對者，他說：「首先要保有思想的自由，其次要有發表的自由，最後，在情勢允許時，要追求行動的自由。」他在說這些話時，我看不出臉上有一絲一毫的自傷自憐。
今 天在兩岸三地，不管政治與社會條件如何，像許信良這樣的異議者、少數派，所在多有；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 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惟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這 是對華人政治文化意識最大的挑戰。也因此，距離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已近一個世紀，在生養他的土地上，他自己沒有牢籠，但到處都還是準備囚禁他的牢籠；只因他 的態度太不符合主流口味。究竟，是時代囚禁了他，還是他囚禁了時代？事實上，到今天，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平反，也不是追隨者，而是徹底的理解；這才是掌權者 內心最為恐懼的。
因 此，面對陳獨秀，並不僅僅是在面對一個被扭曲被失聲的歷史人物，毋寧更是在面對當下吾人所需的新的覺悟與解放：當陳獨秀做為反對者的正面形象被整個社會所 認知，甚且人人願意面對自我內在不可能不存在的反對異議聲音，而不再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進一步，面對反對者不以「成王敗寇」、面對少數派 不以阿Q式的倨傲與訕笑、面對失敗者不以悲劇套路，既而能坦然處理現代化的互助、競爭、包容的複雜局面，到那時候，中國與華人社會才真正脫離王朝與順民邏 輯，陳獨秀以德先生賽先生所推動之倫理革命才真正達到一新的境界；並且，如此，方能真正撫慰飽受顛沛流離與自我壓抑之苦的陳獨秀家族後人。
（作者係台灣資深紀錄片導演、陽光衛視紀錄片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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