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
余杰
二零一一年，《殷海光全集》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堪称台湾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其中的第十八卷、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这本书，既是纯真深刻的爱情书写，亦是两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纪录。由于殷海光的历史身分及其时代背景，它更是珍贵的、作为第一手史料的“私文书”。
这本书的首发式，特意安排在台北市温州巷的殷海光故居举行。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内植物浓绿苍翠，日据时期即为台大教师的宿舍群，不少学者在此栖身，洋溢着浓厚学术气息。殷海光即座落于此，我在访问台湾的时候曾专程至此瞻仰。故居游人稀少，让我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缅怀先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风范。如今，昔日主人的书信出版成书，并回归于此，对于墓木已拱的殷海光和依然健在的夏君璐而言，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共收录殷、夏之间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时序排列，最早一封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最晚一封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那正是龙应台所谓的“大江大海”的时代。他们在写信时，从未想到过未来有一天整理出版，因此一点也没有遮掩小儿女的心态。不像胡适的日记和信件，在下笔之时，便预设会有历史学家阅读，所以过于拘谨和自律。
半个多世纪以后，夏君璐回忆说：一九四八年间，中国局势愈来愈混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发行的法币，天天贬值，到后来每小时都在贬值。早上可以买一斤米的钱，到了下午，连买一小盒火柴都不够。邮票的票面数字也随之越增越大。战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四处蔓延，人们恐慌的逃来逃去。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会去哪里？
即便如此，殷海光和夏君璐的通信始终没有间断。有时通信的地点没有“门牌和街名”；有时没钱买邮票，信封起来后再拆开；有时寄一封信竟要超过“一百万圆”。两人往来的信函，历经战乱，由大陆而台湾；殷海光去世后，这批信函又随夏君璐到美国，并历经搬家十五次，仍然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夏君璐在序言中如此形容：看看我俩的信，从重庆到武昌，到乡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广州到台湾，简直可以代表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乱。
有一段时期，殷海光在南京负责《中央日报》的编务，夏君璐在武汉。尤其是寒暑假，夏君璐回到龙王墩乡下与婶母住在一起，那里的店铺及房屋没有门牌和街名，来信得先寄到汉口仓子埠亲戚开的药铺里放着，等有人去龙王墩才带来给她。两地步行，需要两个钟头。有一次，一位亲戚把海光的信交给她后，对她说：“写信的人一定是很有学问，他的字写得这么工整。”过去的中国人不仅是尊重知识分子，对写了字的东西都毕恭毕敬的。他们不敢坐在书上，信件也当成珍品处理，因为知道这些对收信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传送信件时，格外小心。夏君璐回忆说：“在那兵荒马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的年间，信件能平安到达收信人手中，实在要感谢中国忠实的邮务员和义务送信的乡亲们。”
夏君璐在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殷海光，就爱上了这个意气风发的书生。而且不顾当时社会风气之保守，主动写信追求对方。那个时候，少女夏君璐便清清楚楚地知道，跟殷海光的结合，将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荆棘之路。圣经中，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平衡的，那些有勇气为公义挺身而出，“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乃是因为对人间有大爱，而人间亦有值得他们去爱的人。殷、夏之间，便有此种大水不能淹没、大火不能烧尽的爱情。
每个斗士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加坚韧的妻子
也许大部分读者更关注殷海光那“铁山顶上我为峰”的文字，而我更能体贴小女子夏君璐温婉柔韧的心情。多年以后，在整理泛黄这些信件的时候，夏君璐还有些敝帚自珍的心思，“嫌自己文笔不好，字句欠通顺，言辞没有修养”。但女儿对她说：“你不是文学家，又不是专业作家，读者应该对你不会有太高的要求。”这样，她才感到释然：“一点不错，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子，恋爱的时候，没有理性，所言所行，皆被狂热的感情所支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沐浴在爱情之中的女子，个个都是诗人。
我很喜欢夏君璐信中那些细腻入微的景物描写，殷海光的信中这样的细节不多。比如，她的信中有这样的段落：“这样的夜间很可爱，在晚上我们去街上散步。这时更幽静，在这长长的马路，只有我们，晚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衣服，影子随着距离路灯而拉长，两边的树林弯曲而成拱道，路灯利用树叶在地上织成荫网。人行道是阴暗的还有许多浓郁的杨柳弯曲像‘女孩的头发’，浅蓝色的灯光由纱窗射出来，远远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假如您在这里，也许会喜欢，‘清静’不会使人感到寂寞，只有快慰与满足。”作者固然不是文学家，这样的句子却颇具大家之手笔。是爱情让她拥有了观察这个世界的“第二视力”。
夏君璐的勇敢未必逊色于殷海光。先知在其族人中从来都不受欢迎，先知的妻子亦如此，先知所承受的磨难，她亦必共同承受。夏君璐说：“我们经过多少波折，环境的困难，动荡的时局，可怕的战争，终于能够相聚在一起，多么不容易！主要是我们彼此一直通信，信将我们联系着。其实我们恋爱的经历，痛苦多于快乐，担心受吓多于享受，并且不时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绪中，眼泪更不知流了多少。”
迁台之后，殷海光撰文在《自由中国》撰文批判“第一伟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被台大停课，又被禁止出境赴哈佛大学讲学。后来，他们家门口随时有特务站岗，一般人根本不敢上门拜访。殷海光在孤寂中坚持读书写作，夏君璐一直在身边提供坚决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连殷海光得了胃癌，动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个胃，医生宣告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夏君璐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救他，我一定要救他！”
率真之笔，终能写出至真之情。不论是哪一时期的信函，不论是两位作者文字风格有何不同，然而贯穿本书且自始而终不变的是：殷、夏两人长相斯厮守的信念与承诺。这个信念与承诺，一如殷海光与夏君璐都很喜欢的一段话：“人间最高的约法就是爱。人间没有了爱，什么约法都归于无用。可不是吗？许多的约法最多的空间，就是最不适于生存的地方。人间有了爱，什么约法都用不到了。”
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中期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将自由的火种从中国大陆带到台湾，若没有他的思想启蒙和人格感召，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知还要延宕多久。但是，他却为此付出了少活二三十年的代价。
殷海光的胃癌是六十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结果。在高压之下，他只能在家中痛骂蒋介石，每餐之前必开骂，骂得痛快淋漓，却又食欲全无，于是肠胃功能日渐衰竭。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五十岁即英年早逝，而未及对自由主义思想作出更为精深的阐发。在逝世前夕，他仍然坚持口述《剖析国民党》之长文，敏锐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畏惧公开批评，不敢诉诸公开辩论，为了苟延残喘，它需要权威氛围，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各种要命的批评。”该文几经辗转才在海外发表，成为一面照出蒋氏父子威权统治真相的照妖镜。
丈夫的去世，让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妻子悲痛欲绝。作家杨照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夏君璐的心境：“作为一个虔信的基督徒，夏君璐当时却恨上帝。她相信恨上帝是要下地狱的，而她就是要下地狱，她要到地狱里等着看着，看到那些迫害人的人，在地狱里受到惩罚。她宁可自己领受在地狱里的惩罚痛苦，都要亲眼目睹这些人罪有应得，这是多么强烈的恨意啊！”
岁月流逝，尘埃落定。多年以后，看到殷海光一生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台湾开花结果，夏君璐倍感欣慰。二零零九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致词中，马英九回忆说，在他还是台北市长兼任国民党副主席时，在一次聚会中坐在殷师母身旁，他特别站起来对殷师母说：“今天我要代表国民党向殷师母鞠个躬，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而这一次，马英九又说：“现在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很希望藉这个机会也向殷师母以及所有当年曾经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先进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我知道殷先生家人都是基督徒，殷师母那时跟我讲，事情过去了，但是在我们来看，这段遭遇对殷先生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他承受很多委屈，而他所受的委屈无法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补偿条例，这些过程正好是反面教材，在我们开启自由民主新时代时可以记住这些反面教训。”
正义虽然迟到，仍然是正义。今天的台湾需要殷海光思想的启迪，正如“殷海光基金会”在网页上强调的：“在摆脱旧日桎梏之后，新兴政治势力对于分权、限权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似乎已意兴阑珊；社会习于以利害得失等效益方面的考虑作为行事准绳，因此以普遍与中立为旨的法律主治制度，依然不得尊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许多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亟待正视；而多元社会所必需的宽容、开放精神，更必须面对族群、民族、国家等集体价值的严厉挑战。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重振殷先生一代人物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今日台湾是有具体现实意义的。”在中国大陆，关注殷海光生平与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可见，殷海光的思想遗产，之于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不仅没有过时，反倒历久弥新、光照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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