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回复译者访谈：
① 您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先谈谈签署之后您的经历吧。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您是否能够对《零八宪章》的意义做一个评价？
签署之后，单位的头头叫撤销签名，我当然拒绝。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警察把我从家中带到昌平的某个地方看管起来。以后不断遭遇警察，比如不准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不许与外国作家谈话，不许应允给海外媒体写稿，甚至与国内朋友一起在饭馆吃饭也被骚扰。
《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追求一个良治、现代、文明社会的总的纲领，从文字上看，它只是重申了中国承认的联合国宪章、宣言，以及中国现行宪法基本规定的条文内容，但从它一诞生就遭到当权者打压来看，它确实表达了对于自由、民主中国的基本诉求。
② 我们知道您是知名学者，也是”八零年代”比较早把”自由主义”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人，曾经是”文化热”中的重要一员。您这次以实名编写这本《遭遇警察》，想必也能料想到可能会出现的麻烦，跟我们说一说您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吧。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亲身经历遭遇警察，他们把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干预我的正常生活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比如跑到家里来宣布这文章可以写，那文章不能写，又比如对我的某些出行、出访没有禁止，自夸为宽宏大量，以此要求我对他们”配合”，这激怒了我。他们把压制与剥夺视为正常状态，把偶尔的放行当成额外施恩，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还有没有宪法和法律？我决心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本来的道理。我向警察宣布：他们的所作所为，促使我要写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是和谐社会，还是警察国家？”如果警察有记性，应该记得这句话，应该对出版《遭遇警察》一书不感到吃惊。
第二是2011年春季北非诸国发生”茉莉花革命”时，警察的疯狂镇压。许多朋友，特别是维权律师，遭到抓捕、虐待、拷打，令人极其悲愤。许多人只不过是顺手转发了一条信息、一个帖子，只是在饭局上随口议论了几句，就受到及其残忍的虐待。其实，就是按照现行的法律和警察以前一向的做法，也不该那样。事后的情况也证明，警察对于任何受害者都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他们犯下了”危害国家安”或”颠覆政权”的罪行。自己感到末日来临，就把疑心的人定为预谋行刺者，哪有这个道理！在这”茉莉花恐怖”的日子里，我和华泽感到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既记载，又抗议那空前的倒行逆施。
③ 刚才谈到了”八零年代”，您在”阳光卫视”和崔卫平老师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您有信心，只要环境不是这么压抑的话，知识界有能力、有动力也有资源再推动起一场不亚于”八零年代”的”新文艺复兴”。什么让您如此自信，您不认为现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更多转向现实和物质的一面了吗？
我的专业性研究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我仔细、深入地研究过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转型和进展，我本人也是其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认为，虽然有学风低下、腐败成风等严重问题，但进步和成就还是明显的。比如知识界思想的主流从专注于美学转变到对于政治学、法学的重视，对空泛的”蓝色文明”的礼赞转变为对于”宪政民主”的认同和追求，对于西方学理的简单介绍变为深入的研究，对于以前思想学术上的盲区、空白的重视和填补，等等。腐败、剽窃、滥竽充数是大面积的，但好在少数人达到的高度还是很说得过去。想想中国知识界在1989年学生运动涌现时的仓促上阵，到现在知识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何而来的反思有多彻底，对于思考中国未来的目标、方向、路径提供了什么样的学理支撑，就可以看出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确实，现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更多转向现实和物质的一面了，但既然要谈不亚于”八零年代”的”新文艺复兴”，那就主要不是看侏儒有多少，而是看有没有巨人以及巨人有多高。而且，真正的、经得起历史潮流磨洗的思想文化成就，必须面对现代物质主义的盛行的。在贫瘠，缺乏水分和营养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当然，明显的不足是没有思想、学术、文化上公认的大家和代表性人物，这也跟当局的政策有关。但我看重的是，与80年代相比，现在的东西是实的，不是虚幻的。
④您是79年之后首批”睁眼看世界”的学者，不仅身体力行地引进国外的哲学流派，也很重视如何将中国介绍给世界，那么这本书《遭遇警察》您希望传递给世界什么信息？
在判断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政治弊端时，许多中国人、许多外国人都缺乏基本的价值立场，部分原因是基本信息的缺乏。我们出版《遭遇警察》一书，意在揭示真相，传递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不知道的信息。我们还想强调，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的存在和猖獗，是判断中国现状，是现在和将来评价执政党功过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任何人都不能装做没有发生的，是中国大陆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中国真正走向法治和现代文明时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当前的人权和法治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徐友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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