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21日
终于逃出家门，躲到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里来。从这里给朱洪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去邮局问，答曰一样不通。也好，这就可以真正隐居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连系，不正是我实行“狡兔三窟”的宗旨吗？
人这种动物也怪，在家闭门写作，很难实行敲门不理的方针。老是于心不忍：人家大老远来的呀，说不定是为了件大事呢。在办公室不接电话，也难。可是一进入第三“窟”，便心安理得了。其实不是照样每天会有若干客人失望而归吗？
终究不是个办法。成袋的来信没时间看和覆。写信人是抱着殷切希望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已经采访而无暇写作的，已经答应(有的已三年了)而不能去采访的，以及手头现成的题材和线索，都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了。
“你需要一个十个人所组成的班子。”记不清是国胜、文洲还是克夫说的了。实际上他们三人近两年已经分去我不小的负担。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体制，自行发现和满足它的需要。在美国，社会可以通过版税给一个作家或记者提供他进一步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一个记实文学的名家写出一部畅销书，本人的生活条件，他雇用秘书、助手、侦探和律师等工作必需的开支，就可以解决了。简言之，金钱自发地解决这一切需要，而无须政府过问。这并不理想，因为迎合社会低俗趣味的作者也能发财，虽然他的作品不见得有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应该有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体制。至少，我们那些在地方党委、纪检委、信访办、检察院、法院裹工作的同志，应该不必使公民和干部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找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记者。至少，当这个记者并非出于自愿而不得不过问本属于别人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时，不应受到责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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