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需，毛泽东生前警卫。从中南海警卫队转业后，李丙需无法忍受官场的腐败风气，一心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并嘲笑他脱离时代，他认为自己，“一直跟党保持一致”。
7月5日，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书”《中南海警卫》，宣讲爱国主义。
问：李先生，您这次在郑州签名赠书，这是第一次这么做吗？
李丙需：不是第一次，好多次了。要说做这个事业已经是十多年了，我是从2000年开始的。
问：2000年第一次这样做的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李丙需：第一次的时候，我感到通过这种模式，我把军装穿上，我跟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感到很高兴。老同志们是回顾历史，回顾回顾也挺好，年轻人我给他们讲一下历史，对孩子们教育教育。我要放在书店，书店书那么多，孩子们还不一定看到，所以说我走的是自费销书渠道，我的书出来以后没有走新华书店的渠道。
问：您为何要自费出版？
李丙需：因为之前出版很不顺利。第一就说我那个书政治性太强，各种毛主席、各种中央的历史，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就是我自己要出钱，当时我经济条件很困难，就没钱。
他们的优势是出了以后，书能全国发行，可他们的缺点是发行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般都不再印刷了。我感到我的书有价值，我可以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十年以后这个书仍然是畅销书，这样我就没有同意让它出版发行。
问：后来你是怎么让这本书出版的？
李丙需：我又经过两年时间，我求爷爷告奶奶，省吃俭用到处筹钱，我采取的方法是作者自己出书。我给国家交两万块钱，我给出版社交两万块钱，我把它版权买断了。
问：当时印了多少本？
李丙需：当时我也没有钱，就印了五千本书。这样我把书拿回家以后，我就面对面的跟读者、给学生们做报告，给大家接受签名售书，到学校、到部队去讲。
问：您做报告是怎么联系的？
李丙需：郑州市教育厅教委给我开的介绍信。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您的？
李丙需：才开始河南省有个“延安精神报告团”，我当时在郑州就已经有点名气了，这是2003年，已经在郑州拼搏了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我是个才子，就把我吸收进去了。吸收进去以后，我是“延安精神报告团”的委员，他们委派我去做了好多报告，义务性的。
问：做了那么多场报告，下面的听众有哪些反应？
李丙需：老同志回忆起过去的年代就掉泪，年轻人感到很新奇。有一个青年，他爱国的心情很强烈，讲到这个日本，他看了以后说我也要拿起钢枪，要保卫祖国，要打击日本鬼子。但有70%的青年，漠不关心，他们打瞌睡，我穿着军装在他们面前，他们毫没有感觉。冷淡，根本就激发不起来他们的激情。我要是在学校，老师要组织做报告，经常有这种现象，有人打瞌睡，不愿意听。
问：您有没有问过他们是为什么？
李丙需：他们感到我们都是学专业知识的人，学过去的历史没有用处。讲那个艰苦奋斗，他们更不适应了，他们觉得没用。
问：现在您的三个女儿也是年轻人，您会跟她们说毛主席的事吗？
李丙需：我教育那么多，我感染了那么多的青年和社会上的同志，尽管对我的子女们也有感染，但是不大，效果非常不明显。
问：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
李丙需：我不能理解，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心态是敌对的，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还对老红军，老八路说三道四。说我是不是神经病、是不是疯了、作秀。反正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是老右派，反对毛主席，这种人把毛主席老人家、革命家骂的什么都不如，更何况我是他的警卫战士，给我骂的很难听。
问：他们这么说您不会觉得特别失望吗？
李丙需：失望，给我造成压力。我苦口婆心、艰苦朴素做了这个贡献，他们还不支持我，还贬低我、反对我、嘲笑我，你说我能接受得了？
问：已经有人这么批评您了，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李丙需：我感到他们的批评是错的。当今社会更需要对青少年进行这个教育，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问：您指的是毛主席精神的教育吗？
李丙需：对。问：我看有稿子说，您是有一天突然想要“回归毛主席年代”，是这样的吗？
李丙需：是。但那个说的有点过分，不能按照那个调去定调。
问：您为什么觉得那个说得有点过分？
李丙需：那篇文章就说我脱离时代，说我不与时俱进，啥也不知道，天天就知道喊毛主席万岁，成了那种形象了，那不就是穷光蛋、神经病了吗？
我这人是很忠诚，很老实，很注重历史。但我跟党保持着一致的，跟时下走得很近。我成立书法院，成立“东方红艺术团”，搞文学创作，一直工作得忙忙碌碌的。
问：“毛主席时代”的哪些东西吸引您？
李丙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人都非常重情谊，非常有觉悟。根本没有小偷，送礼、吃喝嫖赌都没有。现在这个社会，作风问题、嫖娼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年轻人不结婚就在一起过夫妻生活。
那个时代的人精神非常好，我们穷得有志气，不偷偷摸摸。国家再高的干部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过得非常艰苦，底下的干部都照毛主席这样做，谁都不敢错。那个时代有很多需要我们留恋的东西。
问：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现象这么严重，是为什么？
李丙需：我的感觉是罚得还不严，要罚得再严一点。而且上面一定要做好，你做不好，法律再严是没用的。
问：毛主席时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改革成果，比如经济发展，您怎么评价这些？
李丙需：毛泽东主席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专家，毛主席可不是不会抓经济，让你们穷，让你们光打仗，光搞政治运动，不让人们过好日子。但是有一个过渡，那个时代是很穷，但要慢慢过渡。毛主席也做了，做得也很好。如果主席没有去世，一定可以把国家搞得很富强的。
问：您1973年被招入中南海？您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
李丙需：当时是要“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我爷爷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父亲逃荒要饭，非常典型的穷人，历史上没有一点问题，后来乡里县里有点推荐保送的性质，这个历史机会给我选进去了。
问：您当时在中南海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李丙需：就是站岗。
问：您当时对主席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李丙需：身形高大，那时候觉得他也不能说是神，反正就觉得他非常的威严，非常的高大，站在自己面前像一座高山那样，自己像个小孩子。向他敬个礼，打个报告“主席你好”握握他的手，心中激动的有很多话想说，就忘记说了。
问：您跟他说过话吗？
李丙需：说过话。他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那老人真是艰苦奋斗、艰苦朴素。我亲眼见到主席穿的衣裳，他穿了两件衣裳，其中一件衣裳是59个补丁。
问：后来主席去世，这个消息您当时是怎么听到的？
李丙需：那是我们首长告诉我的。我当时在站岗，我正好为主席站了最后一班岗。当时我感到天都塌了，我们没有家了，没有领头人了，我们的革命前途怎么办，一片茫然了，悲痛的当即就昏倒在地了。
问：您从警卫团离开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李丙需：我也不大，那是26吧。
问：后来您去哪里了？
李丙需：后来我就转业到平顶山了。当地方干部，当过宣传部长、当过科长，当过管委主任。
问：您辞职之前做到哪个级别？
李丙需：在河南地方煤炭局一个科长的位置上。
问：这个工作不好吗，您后来为什么要放弃？
李丙需：我想当作家，想搞红色爱国教育。宣传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宣传毛主席，我就是这个心态。而且我转业以后不准提中南海那个地方，有保密规定，我在单位十多年老老实实上班，在工作和生活中间，社会腐败现象严重，官场就是战场，勾心斗角的。我那个作风，党的作风，在我单位不适应。而且因为我看不惯，我曾经抵制过，我要抵制他们的腐败现象，跟他们发生了矛盾。我坚持原则，坚持工作作风，人家肯定看不惯了。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
问：您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家里人的态度是什么？
李丙需：家里人都不支持。他们说放着官不当，放着福不享，放着钱不挣，你去做那个无用的工作，那不是神经病嘛，都这样说。曾经还严重到爱人要跟我离婚。那是2000年，最困难的时候，家都不要了，都到那一步了。
问：您有没有尝试去说服他们？
李丙需：我也尽了努力了，家人勉强的默认。
问：为什么家里不能理解？
李丙需：家里经济损失太大。家里经济有困难，爱人有病，孩子们上学。我这样做，学也不好上，病也不好治。
问：当时家里经济这么困难，您爱人又有病。您就不管了吗？
李丙需：是。
问：您的父母是怎么说您这种做法的？
李丙需：我的父母也是说我不务正业。
问：您现在后悔吗？
李丙需：不后悔。
问：您觉得您一生中，最辉煌、最让您觉得骄傲的经历是什么？
李丙需：我最辉煌、最骄傲的是给毛主席站过岗，我无上光荣。
来源：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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