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到，我们这些农牧记者下乡采访时，走到哪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自治区的赵紫阳还来过我家呢。在牧区有些牧民也会说：别看我这蒙古包破烂不堪，赵紫阳还来包里喝过我家的奶茶呢。
赵紫阳
作者：石圭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选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
1971年5月到1972年3月间，赵紫阳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担任副书记，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书记，主抓农牧业生产，当时我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访农牧业方面的记者，因采访关系与赵紫阳接触较多。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上上下下广泛进行的挖“内人党”运动，使内蒙古自治区从城市到农村、牧区的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当时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文件上也明确指出：“挖‘内人党’事件，使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受到了伤筋动骨的伤害”。就连“文革”期间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也几乎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中断，农村无人种田，牧区无人放牧，喊冤上访的人成群结队，内蒙古大地一片萧瑟狼藉，千里草原破败荒芜。
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非常混乱的现状，中共中央决定从1969年12月19日开始，对内蒙古自治区施行全面军事管制。以北京军区为主组成前线总指挥所（简称“前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前指”总指挥，27军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任“前指”办公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一归“前指”掌握。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处于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结束了。
5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一次会议，选出了以尤太忠、吴涛（蒙古族）、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书记的领导班子。会议还明确了分工，赵紫阳分管主抓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
当时，我和赵紫阳以及他的秘书蔡肇发大会、小会没少在一起开，有时我也常到老蔡那里去闲聊。我从老蔡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赵紫阳的情况：“文革”开始不久，赵紫阳就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直到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拖儿带女来到湖南娄底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锻炼，他被分配在机械厂的三车间六班，在钳台和钻床上干活，一位姓刘的副班长是他的师傅。他妻子梁伯琪则被分配到仓库当保管员。初来时，他就很真诚地对工人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赵紫阳干活很认真，能弯下身来虚心向老工人学习，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至深夜，他把自己当成工厂的员工，关心工厂生产建设，还不时向厂里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工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以前曾任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但知道他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来看待，工人对他非常好，经常从家里带些饺子、汤圆给他改善生活。有病时，工人会陪他翻山越岭去山外的医院里看病。
内蒙古自治区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还正在车间干活，中央突然通知他到北京去。当天晚上周总理找他谈话，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明天就要召开了，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副书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事前他全然不知，他说：“总理，我得回去换身衣服”，总理说：“已经来不及了，你明天必须赶到内蒙古参加党代会的开幕式”。原定于上午九时按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赶到，竟推迟了10多分钟，当主持人向大家解释说会议要推迟一点时间的原因是：中央决定派赵紫阳同志到我区工作，现在他还没赶到。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台下立刻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当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出现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时候，台下又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内蒙古自治区5位书记当中前三位都是部队的将领，邓存伦主抓工业，赵紫阳主抓农牧业，一把手尤太忠，对赵紫阳的工作大力支持，使他能放心大胆地干工作。
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来到内蒙古主抓农牧业生产，工作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履职不久，就深入到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去了。他走遍了内蒙古自治区四盟二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他披一身风雪来到牧民的蒙古包里，向有丰富放牧经验的牧民求教问计。为了把农牧业生产历史和现状弄个明明白白，他每到一地就同农村牧区基层干部座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农牧业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在土默特右旗河子大队，他曾两次来到一位多年担任村长的老农民家里谈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赵紫阳对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中的情况了然于胸。
赵紫阳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之后，他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71年9月6日至28日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了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公社、旗（县）以及自治区的相关人员。我和《内蒙古日报》社的女记者刘谭是驻会采访的记者，每天的小组讨论会及晚上的汇报会都按时参加。这个长达22天的座谈会，认真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历史，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政策。差不多每天晚上赵紫阳都要来到这里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特别是会议的最后几天，进行到各项政策的具体制定阶段时赵紫阳每天都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在制定具体规定时微细到农家的自留地每人应该留多少？牧民的自留畜每户口应该留几只（头）？房前屋后的树应该留几棵？每次听取汇报赵紫阳都是谈笑风生，从善如流，所以每天晚上的汇报会都开得很活跃，有声有色。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平均主义的歪风横行霸道，许多地方一天的劳动工分只有几分钱！有谁还愿意去劳动！自留地、自留畜等都是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个时候如果谈自留地、自留畜等问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这次的座谈会上却畅谈了这些十分敏感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来解决的办法。赵紫阳听取大家汇报时，假如有的小组汇报说每家的自留树应当留3棵，有的说应留5棵，最后赵紫阳都是选最高的数字拍板。如说到山区养的毛驴算不算在自留畜的数量内，与会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下时，赵紫阳说：毛驴在山区主要是交通工具，这个就不要算在自留畜数量里了。从制定具体政策上来看赵紫阳是一心一意为农牧民着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谭坐在一起了，我感触很深的低声对刘谭说：“看来赵书记这个人很厚道，一心为农牧民着想，大家汇报上来的数字，到他这里都放宽了，他是想尽量多给农牧民更多的实惠，他就不怕人家说他右倾，第二次被打倒？”因为赵紫阳就坐在会议桌子的对面，刘谭没敢跟我嘀咕，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我：“我们报社的人都说赵书记真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干工作的，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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