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斯大林对自己的压抑时，毛泽东尤为动情地说：“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气。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他尤为欣赏斯大林破除迷信的风格。他说：“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多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毛泽东首次访苏与斯大林的合影
作者：张家康，选自：党史文苑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便平地风波，一落千丈。毛泽东对苏联发生的事变，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光，纵览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诚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很深的成见。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予以谴责，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斯大林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整装待发，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可是斯大林却派来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渡江。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大使馆也随之迁往广州。相反，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静观形势的变化。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致使美国全面卷入，危及苏联利益。
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心中自然有数。１９５６年４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以相同的语气评说斯大林。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的抵制。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在一次和外国客人谈话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四次错误：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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