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概括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会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大量异见，但是把对官位的崇拜作为我们民族一个持久的精神特征，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分歧的。它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中，也渗透于我们的现实中，我们太熟悉它了，它就在我们中间。它死死地纠缠着我们，控制着我们的头脑。
在人类情感中，崇拜与鄙夷、恐惧一样，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心理现象，英雄崇拜更是一种健康向上的有益情感。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推崇的英雄。人们之所以为自己的英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个神圣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品质超出常人的境界，从内心里把他们供奉起来，以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获取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伟大的英雄，能够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除了他们才智和胆识出众外，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献身人类整体利益的情怀，目光远大，品质超凡，并因此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人们本能地膜拜英雄，这并不是人类弱点和过失，相反，这是很大的优点和优势，它表明人们对高尚和非凡的向往，人们通过对伟大人物的学习来提升其精神水平准。
官位崇拜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它崇拜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官位。任何人占住某个显要官位，不管是张三李四，都能赢得人们的崇敬。它之所以恶劣之极，可鄙之极，是因为它反映了人们潜藏于内心的贪欲和阴暗。官员凌驾于社会和民众的身份与地位，以及在获取财富方面的非法优势，才是人们神往不已的真正原因。与对英雄充满敬畏、净化心灵的崇拜大相径庭，官位崇拜始终散发出腐朽的气息。它是心灵腐败的表征。权力本身并不是坏事，它是社会的中枢神经，公共服务靠它维持。但在我们的现实中，权力的公共性质实际上已经不多。试问，那些在通向权力的崎岖小径上艰难沷涉的人们，有多少是为了实现自己服务公众的理想呢？谁会相信，那些不惜重金买官、不择手段谋官、不顾一切维护权力的人，为的只是取得服务人民的权力？
官权至上的地方，必然没有人权。当世人向这样的权力顶礼膜拜时，它意味着什么？它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毒瘤吗？它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吗？
“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灾难结束后不久，我们民族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精神世界。在此前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民众不但在空间上与外界隔绝了，而且在时间上也与过去隔绝开来。书籍被禁止阅读，人类既往无限丰富的知识宝藏已被逐出人们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大脑被反复清洗，直到只适合于接受简单的教条和命令。对知识的长期禁令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解除时，民众压抑了很久的对知识的渴求，变成全国上下涌动的崇拜知识和科学的热潮。这是古老的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数学家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的轶事。“五四”时期被引进的赛先生，第一次走进中国亿万个普通的家庭。大学校园成了最神圣的殿堂，步入其中必是天之骄子！“知识就是力量”的新信条，真实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全民崇尚科学的风气，使这个东方之国突然出现了勃勃生机和光芒万丈的前景。
对财富的热切期盼和追逐，成为随之而来的又一爆发性的社会现象。在人民公社、斗私批修的政治高压下，国人对财富的正常欲望，视为罪恶之源被压制了。但对于一种强烈的本能和天性，压制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它终归要找到突破口，现在，它像野火一样四处燃烧。本来，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因为对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推动财富创造的强烈动力。它是一种创造力。被财富所吸引的人们，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别效率，获取竞争优势，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新知识、新技术，并从事新发明。
但好景不长，新的国民精神尚在襁褓中就已夭折，刚刚起步就已颠覆。在追求财富的大潮中，一开始就裹挟着不祥的征兆，权力获取财富的能量，大大超过了劳动和智慧创造财财富的能量，少数人利用权力（时称“官倒”）一夜暴富。对科学、创造的崇尚之风昙花一现，官位崇拜重新回到社会主流意识中。更确切地说，官位崇拜从来没有从我们这社会中消失过，它只不过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光景中减少了一点强劲的势头。“官倒”不久式微，“倒官”开始盛行。同时权势者也开始向政坛输送自己的后代，“官二代”逐步崭露头角。运用权力不仅可以获取财富，而且可以获取其他一切社会稀缺资源。无权的人要依靠权力的恩赐和荫庇。权力睥睨一切。国家机器努力制造并保持大众对官员这一群体的尊崇。它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达到目的。文人用他们妙笔生花的笔谱写颂歌，艺人用他们动听的歌喉为权力献歌。全民围绕着权力起舞。
从一个民族所尊崇的对象，可以分析出这个民族的精神特性，解释其文明发展的程度。过分关注物质的民族，对精神的关注就会太少。中国皇帝以及他的官僚很少有人具备超越物质的精神气质，因此，他们中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的领袖。即使那些开疆辟土、战功赫赫、改朝换代的一世之雄，在华盛顿面前也只是一个小仆从。后者不是靠他的战功，也不是靠他的开国之功永垂不朽的，而是靠他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他彻底地、永远地终结了帝王将相和一切统治者自我授权的合法性。他告诉后人在权势之外去追求伟大和崇高。他的精神之光照射人类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无形权力的影响，比世界上所有独裁权力的总和都要大得多。
在伟大的思想宝库中，自由的思想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耸立于其他伟大思想山峰上的灯塔。历史确有这样的时刻：时代期盼着伟大思想登场。伟大思想一定是奠基于自由思想之上的。对普遍自由的真诚追求，表现出对人类怀有的普遍挚爱。独裁思想并不是独裁者才有的思想，它有其民众的思想土壤，它就扎根在普通人的思想意识中，只要有了适当的时机，它就会从随便某个人的身上冒出来。当然，他不是不需要自由；他需要自由，但他需要的不是普遍自由，而只是自己的自由。他会以自由为武器，向对手要求自由，但如果有一天他处得支配地位，他的“自由”实现了，支配他人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他梦寐以求的是获得支配他人的自由。这种人心里从来就没有过自由思想，他的自由观念是冒牌货，只不过是各种私心的大杂烩。
权力阶级一直不合理地居于社会的顶端，民众对它则表现出习惯性依顺。它没有向人民展示高尚的一面，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物，仅为自己而存在。但是，权力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应该如此堕落，如此空虚，它应该有其理想形态。理想形态的权力追求公众利益，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向社会提供领导，它依靠精神力量而引领时代前进，而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迫使社会接受自己。
虽然理想与实现的差距是很明显的，理想主义总有超越现实的特点，但实现若不能向理想接近，它就不能向人类展示希望，它的明天也就暗淡无光。理想不但可以为人类的明天指明出路，而且还能矫正实现中的偏差和谬误。一个社会可能很难拥有超凡入圣的伟大人物，那种坚持用真理领导民众、创造历史的人物，但应该有追求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荣誉。没有这样的人物，而只有那些追逐实利和现时享受的官员甚嚣尘上，喧闹一时，社会就没有领导者，人们生活就失去有价值的目标。
以官为本的社会孕育和制造出来的官本位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成为物质利益的俘虏，而无法超越物质。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物质欲望，压倒了对其他诸如精神、荣誉、责任的欲求。对自由之精神失去追求兴趣的民族，无论如何是它的最大悲哀。它失去了进步的原动力，没有了思想源泉，即使它还显露出某些看似强大的表象，它的强大是虚幻的，不堪一击。甲午战争前的中国，还拥有欺骗性的虚幻的强国外表，至少看似比日本强大。官场与科学领域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规则。官场讲顺从，做机构的驯服工具，当要在真理与服从机构之间不得不做出取舍时，官场人会普遍选择对机构的服从而放弃真理。一般来说，诚实不是他们的品质，真理也不是他们的追求。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重要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官场。官本位文化培养的国民循规蹈矩，成功地把人们的思想控制在休眠状态，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千万不能闹出乱子来，历来，麻木不仁、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国民最有益于稳定。
在科学领域中，精神反叛是常规状态，一切创新都来自于标新立异，每一次科学飞跃都是一次成功的精神起义。科学进步需要这样的国民，他们不亢不卑，做自己主人；他们并非无所畏惧，但绝不屈从不义；他们懂得自己的义务，但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只有这样，他们的精神才能现实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使他们始终保持活跃的智力活动。
制造愚民比造就公民要容易得多，制造愚民就是要让民众的心灵充斥对官帽的敬畏和对自由的排斥。衡量国民素质高低的真正标准，不是他们认字的能力，而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程度。生活在18世纪的柏克谈到英国国民素质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油然感叹英国的幸运：“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为人所理解了。”当中国精英们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国民当作素质低下的证明时，他们不过是在强调自身在书本知识上的优越感。但是，书本知识不能塑造出高素质的人，因为它不能使人走出精神愚昧状态。从今天的情况看，我们不如人意的国民素质，与其说是由于下层阶级缺乏知识，不如说是精英阶层缺乏现代观念，他们与现代文明的普遍疏离。
官员主导型社会，其价值取向只能是以权力为中心，它与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前一社会的官员几乎不可能成为改革的力量，除非现时体制已经损害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才会抛弃它，就像清末政府不明智的改革使汉族官员终止了对满清皇族的效忠。那次改革，政府为了加强已削弱了的满族集团的权力，选择了与其祖先背道而驰的策略，对汉族官员实行打压政策。从其建国之初，清朝统治者为了驾驭人数上有很大优势的汉族人民，一直采取邀请汉族精英入伙的笼络政策，与自己分享统治特权。收买政策大获成功，因为对汉族精英来说，只要自身利益有保证，服务于满清皇帝与服务于汉人皇帝毫无二致。
中华民族处在官位崇拜的桎梏中已经太久，它变得颓废，萎顿，缺乏创造的活力。有几次，它看起来似乎就要崛起，到头来却发现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好象实现了自强，甲午一战把它的虚弱本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朝鲜战场上对美一战，以巨大的伤亡换来了平局，中国好象又强大起来，紧接着的大饥荒制造了一次空前的自我毁灭。
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在于一次彻底精神起义，挣脱权力的镣铐，把自己溶汇到世界中，与世界一同进步。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人们多元的价值观念，指导他们追求多元的梦想。在一个多元世界中，政治权力不具备领导一切的资格，没有神圣的光环，从无特殊的地位。人民不用畏惧它，不用对它毕恭毕敬。只有当有一天，我们这个古老社会的掌权者降到公民的位置上，回到他们本该待的地方，把从人民手里篡夺的权力交还人民，我们民族才会从权力崇拜的梦魇中挣脱出来，才会获得解放–精神解放。真正的解放，只能是精神的解放。
摘自《共识网》作者：黄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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