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龍應台
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紀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裡，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紀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裡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
载於 2007年9月17日 《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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