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列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45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40个国家400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潘采夫，专栏作家，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01-355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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