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警察心態
即使最缺乏政治頭腦的警察，也念念不忘他們對我們的種種優惠之舉。
一個警察曾經對我複述了他辦公室中的一段閒聊：
「那些人（指我們）個個愁眉苦臉，急著回家，真逗！」「啊！要是我呀，才不急呢。住在那兒，舒舒服服，好吃好喝，一分錢不交！上哪找這樣的好事去！」「就是！」「唉！你越對他們好，他們就越沒邊。不知要想怎麼著呢！」
有一次老宋——審查後期留守負責人——乾脆這麼勸我：「我說北明，什麼對不起良心對不起歷史的？要說對不起，你們也不能對不起我們那！」
即使是頭腦最清醒的警察，在感情上也不能接受他們客觀上扮演專制幫兇這一事實。有一次，我對一位看守表達了下列的意思：對持不同政見者實行逮捕審查羈押本身，就是侵犯人權。優越的待遇並不能絲毫改變這種政治迫害的性質。
我立刻得到強烈的回應：
「侵犯人權？夠意思了！你去秦城試試！」
他們認為鬆軟舒適的鐐銬比之鐵的鐐銬根本不同。而我們認為，所有的政治的鐐銬都應徹底廢棄。
在北京，我有四次被攝入他們的鏡頭。第一次，十月一日去十三陵水庫遊覽時。第二次，十一月下旬在我的住房內。第三次，十一月三十日，仍在我的房間內。這一次不是照像而是錄像。第四次，是春節，會見親屬時。
第一次，我經不住誘惑，想給父母報個平安。還在太原上馬街獄中時，母親就托警察稍過話，叫我「千萬別想不開」。得知我已押送北京後，母親連夜赴京，徘徊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外，想見我一面。終於放下衣物，悵然而歸。從那沉甸甸的囑咐裏，我覺出一旦我有事，承受不起的必定是母親。那一日，我便猶豫著，終於聽了三五個警察的勸，站在那噴水池邊緣，讓他們給我拍了一張。
從此就如開了戒，接連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每此都是警察推門而入，不打招呼、不由分說。我人在囚中，身不由己。
第三次時，門被推開，警察已是攝錄像機赫然在肩，開始攝錄了：走廊、地毯、沙發、沙發床、電視機、空調機、寫字台、電話機、茶几和茶几上擺放的水果……
趁他們拍攝房間時，我將自己關進了洗手間，潔癖者一樣一遍接一遍洗自己的手。洗完，端坐在浴池邊緣，傾聽外面的動靜，腦子裏同時出現另一幅畫面：那個因參與「八九民運」被抓的北師大或北大女學生，在四川勞改農場服刑期間，一個星期內被當地農民數次強姦，無以自衛，哀告無門。這是「十•一」前夕，中共最高官員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一位法國記者提問時陳述的事實。在回答有關這個女生的提問時，江澤民說了四個字：「罪有應得」。而在當晚重播這個記者招待會時，這四個字的回答被刪掉了。
當局公開否認此事。我無法相信當局的否認，儘管公安部對此事又做了一次專門的否認。根據很簡單：一個能對赤手空拳的人民開槍的專制機器，沒有什麼事做不出來，沒有什麼謊不能編造。
我不能讓他們利用我的鏡頭，去欺騙世界輿論：看！這就是那個女大學生！她的住宿條件是這樣的好！她始終受到優待！我的相貌太像一個學生了。而我目前是這裏唯一的女性。
洗手間門外靜靜的，攝像機已停止了工作。
「你好了嗎？」看守張汨在門外問。
我不說話。
「好了嗎，裏邊的？」她敲洗手間的門。
「沒有，幹嘛？」
「等你呢，這是我們的工作。」
「前幾天不是拍過了嘛？」我指的是第二次。那一次，我被擺過來、擺過去，不僅拍了房內各種設施，還被正面、右側、左側各拍一張，令人想起監獄中囚犯的標準像。
「這是錄像，和那天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隔著門，我和他們僵持著。我實在不願在全世界面前充當那可憐的女大學生。那樣一來，我和她都將永遠見不了天日。
「你看，都錄了，又不是你一個人。」
如果是這樣，也許我多慮了？
「出來吧出來吧。」攝像也在催。
「跟你說，我們是用作資料。例行公事。」
這樣僵持下去會有什麼結果？上帝保佑那倍遭蹂躪的女大學生吧。我終於走出來，被指定坐在這裏、那裏……
「你看報紙吧。」
不情願地拿起報紙，遮住整個臉。
「哎，擋住臉了。」手被按下去。
「你看電視吧。」
「什麼？我現在不看。」
「你平常不是可以看電視嗎？」
難道所有被捕的民運人士都能看電視嗎？如果學生、工人挨打受虐的時候不錄像，我也不應專門擺出看電視的樣子給他們錄像。我堅持不看。
「不看算了，就這樣拍。」
事後，我還是後悔了，我忘了當初把報紙倒著拿，以便提醒有心的人，我當時是被迫作態。我也沒有想起對著鏡頭，用口形告訴未來的觀眾我姓甚名誰來自何方。
張汨對此次錄像的目的解釋始 終是「例行公事」和「留資料」。再問，便輕輕說出一句來：「如果你們將來出去了，說我們虐待你們了呢？」
我每次被他們攝入鏡頭，都有一種在閻王處登記的感覺。這感覺終於令我在第四次被拍照前問出一句來：底片給我嗎？給的給的，他們說。當然沒有給。從此我們就算上了這個殺人政府的黑名單。
因言論、思想而受審治罪，分明我們是被迫害者，他們卻要留下自己清白無辜的記錄。
中秋節，在昌平縣招待所受審的民運人士每人收到了一封慰問信。內容背後所傳達的信息頗不平凡。我翻來复去地看罷，決定保留此信，以為未來「八九民運歷史紀念館」之文物。我將它折好，壓在枕下，沒事便拿來咀嚼它的文字，揣測作者的心理背景，為這篇文字的誕生而感到驚詫。豈料，不幾日，這信又被堂而皇之地收回了。
因為反复揣讀，我對比信的文字和結構印象清楚。下邊是根據記憶整理的此信原文大意：
北明同志：
值此中秋佳節之際，我們——審查組全體工作人員，謹向您表示我們衷心的問候，祝你節日愉快。
每逢佳節倍思親，中秋節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節日。每逢此，親人們總是歡聚一堂，享受天倫之樂。可是今年中秋，您卻不能與您的家人團聚，對此我們真誠地向您表示歉意。可是您是否想到，我們也有妻子兒女，我們也希望能夠與家人共度美好時光，但由於剛剛發生的動亂和暴亂，為了共和國的安危，我們也與您一樣，無法同家人團聚。而且，今年的中秋，還有許許多多像我們一樣的公安戰士，共和國衛士都不能與家人團聚，都必須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還有那些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犧牲者的家屬們，以及在動亂和暴亂中失去了親人的人們。這其中您是否想到也有您參與動亂的一份責任。
痛定思痛，我們的國家再也不能動亂了。只有安定團結的環境才能更快更好地建設我們的祖國。藉此機會，我們希望您認真反思，總結教訓，尤其不要忘記您是一位共和國培養起來的青年知識份子的民族責任和良心（這是一個病句，記億猶新。——北明注），希望您儘自己的努力，配合我們完成清查工作。
值此佳節之際，我們親自為您選購了月餅和水果，以表達我們的慰問之情。我們這樣做，並不期待您對我們的理解，也不意味著我們的同情，更無意標榜我們是人道主義者。我們只想說，我們寄希望於未來。我們真誠地希望，未來將不會對今天進行報復。
審查組全體幹警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中秋節
我從此信讀到的意思卻是：
北明：
過節了，祝你即便在這裏押著也愉快！
很抱歉你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但你看，我們也不能回。說到底，這還不是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自己鬧騰的結果？所以別怪我們。我們是奉命執行任務。沒辦法。
已經審你們達麼久了，可還沒弄出個像樣的結果來。結不了案，交不了差。我們真是希望你們都說了，說清楚，一點也別瞞著了，好讓我們圓滿完成這次清查工作。否則，我們也太無能了。
月餅蘋果相當不錯吧？是我們親自上街選購的，挺不易。我們其實很同情你們，也理解你們。因此我們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盡力實行人道主義。然而，我們最想說的是：希望你們也理解我們。歷史終會給這次民運徹底平反。只是，我們希望民主在中國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和你們依然是朋友，不會因為今天的迫不得己的行為而受到人民的懲罰。
從這封信冷不丁被收回，我又讀出一個無言的注：這信寫得模棱兩可，我們想表達而不敢表達也不能表達。但你們中有些人竟如獲至寶般天天地看它，看得我們心裏直發毛。有的人乾脆直接了當地針對此信中有些句子向我們發問，以求明明白白地溝通。這怎麼可以？這太可怕了！如果這信讓你們保留，或傳出去，我們就得「吃不了、兜著走」，弄不好，也許要丟飯碗。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總搞透明度，什麼事都能幹出來。我們怎麼就忘了這一點？你們很吃驚我們有信中那些想法。有什麼可吃驚的？換了你是警察，你也得這麼做。關鍵是我們太難做！里外不是人，左右都不對。我們還得養家糊口呢！還得長遠打算呢！所以無論你們怎麼想，我們得把這信收回來，這樣穩妥些。
今天的中國警察遠看是警察，近看，是老百姓，是父親、母親、兒子，是丈夫、妻子、同學、戀人、鄰居、朋友、行人、顧客，是人。他們也看電視、種花草、逛大街、排長隊、哼京戲、下象棋、打撲克、聊大天，也會為兒子女兒入托、入學、得五分、領獎狀，偷東西、進局子而愁得跑斷腿或樂得合不上嘴。他們打哈欠也張大嘴，輸了牌也罵人，看見漂亮妞也賞心悅目，累死累活還挨克也憋氣。為維護強權政治而自覺地充當喪失人性的劊子手，並以此為神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權意識雖遠未滲透大部分警察的心，但正因為他們不再是專制機器上忠實的鏍絲釘，而還原為正常的普通的人，所以，十年改革開放之風也掀動地們的頭髮衣襟，動搖他們被毒化的觀念，泛起思考的漣漪，發出疑問的迴聲。
在慰問信中出現了這些詞彙：「理解」、「同情」、「人道主義」、「良心」、「良知」、「責任」、「反思」、「歷史」、「未來」、「民族」。這原本是「八九民運」中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原本是民主意識，人權意識強化的結果，是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結果。在一個社會裏，民眾語言的滲透與改變乃是意識形態領域中基本的滲透與改變。而當大量「異端」詞語出現在中國政治保衛警察語言中時（其實還不只是語言），這是否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話之破產業已拉開序幕？民主自由與專制的全面對峙業已形成？
一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我從北京公安局「取保候審」回家的第四十二天，見到一份遲到的「解除取保候審通知書」。當晚，我從「美國之言」收聽到關於釋放二百二十一名「反革命犯罪分子」的消息。美國之音此一消息來源是中國當局，《人民日報》在刊登此消息時，點了四、五個人的名：週舵、曹思源、李洪林、王魯湘，好像還有楊百睽？記不清了。據我分析掌握的情況，先後在昌平招待所享受過「部長級待遇」的大約二十人左右，只佔釋放總數的十分之一。但是轉移到昌平招待所受審後，既沒有進泰城監獄，又未轉移它處或提前「取保」的人，即從始至終在昌平當「部長」的人，連同我在內，一共只有六個。利用率夠高的！
當局當然清楚，點了名的「分子」們將被國際媒體追踪採訪。他們的「部長級待遇」將在世界人權檔案中留下記錄。也許國際輿論會因此疏忽這些人在總被埔人數中的比例，會忘卻那些在皮鞭、棍棒下掙扎的學生、工人、市民們的慘況。
即便在當「部長」的時候，我還是親耳從一位警察的嘴裏，聽說了這樣的故事：
一個警察（司機），剛從戒嚴部隊來，那裏對學生殘酷吊打，目的卑鄙無恥：不是為了逼迫「坦白」「動亂」行為，卻是要他們為部隊隱瞞開槍的事實。有一個學生太老實，打來打去就是那句話，而且越說越肯定：我親眼看到我的同學在我身邊倒下，我沒有亂講，是開槍了。每這樣招供一次，便是一次更粗暴的毆打。直到他終於明白子弟兵要叫他說什麼。他只能說「我造謠了。解放軍沒有開槍，更沒有打死學生。我造謠惑眾，理應判罪。」這個學生被放了下來。
從負的方面談警察心態，除了囿於民主大潮，想讓世界輿論改寫他們的人權記錄。他們也確實一刻未忘記在紳士風度之後，他們的任意踐踏人權的特殊職能。
在此受審的曹思源被送到秦城監獄關了些日子。他從「部長」一落為「囚徒」，原因是對審訊他的警察們拍了桌子、翻了臉，爭吵得面紅耳赤。於是，警察們用這種辦法提醒他，不要忘乎所以，我們隨時可以送你下地獄！
「部長級待遇」的虛偽性在這個事實中顯露無疑。
與警察鬧翻而送往泰城監獄，可以是因為你違反「紀律」，可以是因為你壓根不合作，要抗議以思想治罪受審，但也可以是因為你和某警察發生純個人的非政治的衝突。我由於對我的看守張汨一本正經的極左觀念和言行忍無可忍，終於在對她說話時，顯露了不耐煩態度。只不過一句話（確切說，是四個字「少見多怪」）而已，引發了將我送往奏城監獄的危機。
她斷然拔下了電視機插座。而後，那個被她稱作「我們領導」的警察於洪潮，邁著八字步，甩著京油腔，拎著手銬，走進我的房間。他扒下紳士面具，凶相畢露地說：「怎麼著？聽說你還不老實？想去奏城了？」莫名的屈辱中，我總算搞清了我的罪證．三分鐘前以嘲諷不屑的口氣對張汨說「少見多怪」；平日里擅自在悶熱的房間打開窗簾；向其他警察（而不是張汨本人）要雜誌看；有一次看電視時因節目太單調又無選擇而說「不看這個看什麼」；剛才竟然還唉聲嘆氣！
我的「罪狀」驚動了他們真正的領導。於洪潮一臀砸在沙發上，器宇軒昂地對我大加訓戒。同此時，走廊裏，有一個人走到我的門口，暴怒的吼聲立時灌滿整個房間：
「不行就送泰城！還反了呢！誰在裏邊？小於子，甭羅嗦了！叫司機出來！去了就老實了！她以為這是哪？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以秦城為他們施以人道的前題。
獨裁政府以專制機器為穩鞏統治的先決條件。
他們偶爾「人道」一下，這或可看做一個古老而猙獰的傢伙突然心血來潮而趕時髦，但應當記住：一個怪物在猙獰畢露時，絕沒有閒心去趕時髦。
我沒有被戴上手銬送往秦城監獄，但留下了後遺症：要我寫檢查。
當我問及這檢查該如何寫，我有什麼好檢查的時，被另一名警察告知：就寫寫你對「動亂」的認識吧。
檢查什麼無所謂。但你必須檢查。既然你不接受專制機器的恩賜，不感恩戴德，你就得準備好領教他們的淫威。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