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受八十年代末期新台語歌運動影響，開始用母語——客語創作；1998年鍾永豐找林生祥回家鄉，為反美濃水庫成立交工樂隊，林生祥進到運動核心，見到各式各樣的面孔和表達，看有運動天分的戰友鍾永豐談判、決策、下判斷，是他提煉創作精確度的關鍵時期。
文/攝影 林怡廷
走在美濃的田邊小路，兩側是青蔥色的稻田，視線再往上點是鬱綠的美濃山，五月的稻穗只結一半，還沒有灌漿，顏色青黃不接。
林生祥抱著吉他逕自走在前頭，他撩撥幾個音弦，唱我們未曾聽過的歌，節奏是藍調的，和弦是客家的，從土地長出的音樂，總特別濕潤，帶著新鮮草根的腥香。美濃山腳下的吟唱，掀起一陣稻浪。
玩音樂二十年，發行八張專輯，林生祥受八十年代末期新台語歌運動影響，開始用母語——客語創作，卻從不拘泥於自身經驗。
他遊走在傳統/現代，西方/東方的元素裏，《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的嗩吶奏得淒苦，月琴彈得鏗鏘有力，林生祥用搖滾式的憤怒嗓音抒發，《野生》的三弦琴捎來沖繩的熱帶氣息，《種樹》、《大地書房》走民謠的舒緩路子，而田埂上唱的未發表新歌，又是撥弄得人心發酸的藍調。
但所有紛陳的元素，都被林生祥收斂在統一風格——略顯黏稠的歌聲中。
即便這幾年有了女兒之後，對世事「變得更寬容」，少用渾濁的喉音，沒了青春的張力，「我唱不出以前的憤怒」，他的聲音沉澱得乾淨，攝影家張照堂對此有不同想法：「生祥唱得太小心，太書卷調兒，不夠流放、滄桑感。生祥的嗓音要更嘗試、更操勞、試著放任（菸酒檳榔以及人生啊……），必須嚴苛、殘忍地要求自己，才能擦出一些火花，殺出一條活路。」
當然另一個收斂是詩人鍾永豐的詞。98年鍾永豐找林生祥回家鄉，為反美濃水庫成立交工樂隊，林生祥進到運動核心，見到各式各樣的面孔和表達，看有運動天分的戰友鍾永豐談判、決策、下判斷，是他提煉創作精確度的關鍵時期。
鍾永豐的詞凝練於詩心，像《種樹》的舒緩：「種分離鄉介人，種分忒闊介路面，種分歸毋得介心情，種分留鄉介人，種分河壩聊天，種分雨水轉擺……」；《臨暗》的幽微:「臨暗，收工，一個人行。佇都市，捱目珠吊吊頭臚冇冇，蓋像自家已經灰飛腦散……」他將感受性的音符，轉化為探討人與社會關係的概念，讓林生祥的音樂有更強的社會實踐和政治性。
鍾永豐可以用《我等就來唱山歌》直接訴諸反美濃水庫運動；也可以用《菊花夜行軍》開創台灣農村史詩樂曲；或像《臨暗》揭露城市勞工的幽微心境；《種樹》談有機和友善環境；《大地書房》則試圖爬梳台灣文學家鍾理和的作品，去凝視當年讓小說家邊緣病苦的社會體制。現在他還計劃串聯歸鄉的有志青年，在田埂辦美濃音樂節。
「一個社會的改變，不是從高處，不會有英雄。社區的深化，是一步一腳印，不是辯論辯贏的，而是身體和地方連結來的。」
夜晚，林生祥帶了瓶58度的金門高梁，煙一支支抽。他信手拈來農村的細節，那不是都市人的浪漫想像，而是有氣味、有畫面、再真實不過的情境。
他不諱言自己想到小時候摘檸檬，鏟豬糞、收集豬尿當肥料的味道都會怕，抓豬的手使勁會影響彈吉他的細緻度，所以沒接下母親的養豬事業。他的農村之愛夾雜著恐懼，那是一個創作者的誠實，但他從沒想過離開農村，無論取材和身體，他始終和城市保持疏離，而過往的勞動，也讓他的音樂比都會創作者，多份明確的紮實。
他聊起日本清酒、蘇格蘭single malt whisky和桌球，臉的線條鬆了，眼睛會發光。他對生活的索求不多，便宜T恤和麻褲，腳上結實的乒乓球鞋，荷包蛋淋上一點醬油都可以讓他在異鄉魂牽夢縈，唯一的奢侈，只有三五天喝掉一瓶10年的Glenmorangie。 你或許會想念《我等就來唱山歌》憤怒而鏗鏘的交工，想念《菊花夜行軍》壯闊如詩，但對林生祥來說，那都是生命歷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對抗、憤怒、憂心、思考，都必須回歸身為一個人的真實狀態——生活，而且不在他方。
沒有對過往的執念，也無好高騖遠的虛妄，惟有實實在在的當下。
以下為陽光時務專訪林生祥摘要：
陽光時務：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創作客語音樂？
林生祥：台灣有一個「新台語歌運動」，就是福佬歌新形式的台語歌。那時候有林強，陳明章，還有黑名單。林強的《向前走》，陳明章《下午的一出戲》，然後黑名單的《抓狂歌》，整個台灣社會運動最蓬勃就是八零年代末。我1991年開始上大學，有一天我想到一個問題：其實新台語歌都已經出來了，伍佰他們也開始做台語歌的搖滾樂，我是一個客家人，我可以做什麼？我就想今天來寫一首用我母語寫的歌，就寫下我第一首歌，就這樣做下來。會持續做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創作這個東西，要做自己最好品質的東西，才會變成有價值的創作。那時候我寫所謂的國語歌，就是用普通話唱的歌。我覺得用客家語寫、作、唱歌的時候的品質比起國語歌還要好很多，所以後來我都用我的母語寫。用母語寫歌對我來講很自然，因為我小時候就只會這個語言，你要唱歌的時候就很自然。
陽光時務：你跟永豐合作的契機是什麼？
林生祥：我跟永豐的認識也是因為反水庫運動。那時候因為我在淡江要做我第一場的創作發表會，那也是我生命裏第一場創作發表會。那時候要售票，我們就想支援這個運動，因為是自己的家鄉，所以我們把門票的收入全部都給反水庫運動。我們是因為這樣認識的。
陽光時務：你們通常都比較多概念性的東西，都是跟永豐是先經過討論的嗎？
林生祥：通常永豐都會先提出他的構想，基本上他提出構想的時候，他想寫什麼已經決定好了，然後就一首一首地把它丟進去。我會給意見，譬如說哪個地方可能需要多做一點，或者說哪一些可以做更多連結的線。有的時候我覺得不好唱我就會跟他說不好唱，或者是我覺得這個我沒有感覺，我說有沒有新的形式，我就跟他溝通。其實溝通一直以來就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陽光時務： 新歌《草》的創作概念？
林生祥：那時候永豐寫《草》的歌詞我就很喜歡。永豐那時候講一件事，他說其實我們這麼多年來做的工作，就是寫有關農村的消息，然後寫農民。我覺得農業、農民在台灣的一個發展史上往往就是被犧牲的一個角色，我們希望農村能夠更有機會。可是，並不是農村的每件事情都好的啊，像譬如說對於除草劑的使用啊、農藥的使用。
除草劑大家用一用，有草了大家噴一噴，反正草就會死嘛。有的時候用久了就變成習慣性的問題，依賴除草劑在處理這些東西。但是我們自己也很清楚，農業的勞動人口年紀越來越大，要這樣一一除草其實也是很不容易。我們看到有年輕的農民開始加入，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有新的人加入農業，會有新的思維，腦子裏面裝的東西不一樣。像我媽媽他們那一輩的農民，「有機」，她說不可能，種不到來吃，他們第一句話就是不可能，不是只有我媽媽講，我媽媽只要講這句話那可能代表90%的農民他們都這麼覺得。所以我很多的參照點都是從我媽媽那邊去問他們的看法是什麼，當我媽媽有感覺的時候，代表他們這個階層的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感覺，像「白米炸彈客」被捕的時候，我媽媽很生氣、很傷心，她一直罵「『白米炸彈客』就是要幫我們農家人出頭才會被抓去關」。那時候我感到非常地震撼。所以很多農民為什麼都會去支持楊儒門「白米炸彈客」，要幫他打官司，他有一個共同的集體的價值的展現。
陽光時務：你從過去到現在的音樂都在關注社會議題，你怎麼去看所謂的音樂的政治性？你為什麼會選擇走這個路線？
林生祥：其實對我來講很簡單呐。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羅大佑的音樂，喜歡他的歌詞，所以當我開始學吉他、唱歌，開始要創作的時候，我的心裏就告訴我自己一件事——我也想要寫那種歌詞。創作這個東西就這樣子嘛，畢竟這種吉他、樂器啊，你會這些樂理，你會這些節奏，最主要是要表達一些什麼東西？表達你的想法，表達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音樂這個形式就是要去承載你的思想嘛。我腦子裏面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東西，比較自然的就是，我爸爸媽媽就是做農的，我從小在農村長大，我覺得我寫農村的東西就對我來講就非常自然啊，而且我們知道細節。我們去拔過草，我們去采過檸檬，我們去割過稻，然後去采過香蕉，我們會知道割香蕉的時候那個香蕉汁一飛沾到你的衣服就不要想洗乾淨了，所以當可以表達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自己就知道，像我的父母他們的職業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什麼聲音。他們的辛苦很少人知道，我想，如果可以的話，我應該要幫我爸爸媽媽這樣子職業的人說點什麼，所以就一路這樣做下來。其實也是我覺得我跟永豐比較擅長做的事情，你叫我去寫城市的題材，我大概也寫不好，因為我也不住城市嘛，所以很多的細節我也不知道，可是叫我寫農村，寫山，寫風，寫雲，（笑）這可以喲，因為這就我的生活嘛。
陽光時務：今年選舉完，你說到「價值」，你們音樂所傳達的價值是什麼樣的價值？
林生祥：這幾年走的是回頭路，國光石化的事情不是嗎？灣寶劃地要蓋工業區的事情，其實是走回頭路啊。國光石化這個東西，不知道多少年前大家就在談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產業，那你現在再回頭去走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這些產業，台灣繼續這樣走，對不對？另外一個就是說，為什麼這些農漁業好像在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跡的發展史上永遠都是被犧牲的那一個？為什麼我們都要被犧牲呢，是不是？我們內心有一個價值，希望去做點什麼事，但是民主的選舉就是這樣子啊，我們最起碼還是要懂得去尊重，對不對？尊重選舉的結果啊。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