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读《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之四
进入专题： 全球文化战争 普世价值 ● 戴建业 （进入专栏）
美国大众文化能成为全球的主流文化，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世界观众，一是得力于它们在艺术上既“酷”且“炫”，能让世界各国的观众心醉神迷；一是缘于它们传播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这种普世价值能让世人心心相印；一是因为它们传播普世价值的手法十分高明，让观众在哈哈大笑中“躺着中枪”,喜滋滋乐颠颠地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
美国大众文化艺术上的“酷”与“炫”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从第二个方面谈起。美国主流文化所表现的当然是美国崇尚的主流价值，也就是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如今它已经成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代名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们的普世价值，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天天把它挂在嘴上，还恨不得时时把它贴在自己脸上，民众一听说“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也容易“high”起来。要想将一国的文化弄成全球的“主流”，你所宣扬的价值当然要为全球广泛接受。自由的有无，民主的真假，法制的好坏，人权的多少，这一切美国人自己的感受或许各有不同，世界各国对它们的评价更见仁见智，但美国各届政府在口头上，各类艺术家在其作品中，都表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坚守、对法制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使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谁不痛恨践踏人权？谁不厌恶独裁统治？谁不渴望自由民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首小诗一直拨动着所有人的心弦。不管符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自由圣地”，美国政府也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人权卫士”。这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它让世人把美国想象成自由的乐土、民主的楷模和人权的守护神。没有机会亲身体验美国生活的人们，美国更成了他们想象中的“美好风景”。
再理性的人也容易爱屋及乌，“美国”本身就成了许多青年文化消费者心中的“名牌”，所以美国时兴的电影、音乐、篮球、服饰乃至饮食，都成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最爱。
我国政府在普世价值上首鼠两端，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态度，不是前后矛盾就是犹疑不定。也许“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政府眼中是如此神圣，不允许小民七嘴八舌玷污圣物，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这四个词都成了“敏感词”。连魔兽游戏中“自由”一词也被屏蔽，玩家只好用“目田”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可怜的“自由”成了没头没脑的孤魂野鬼。有时候，“民主”“人权”得变成罗马符号，才能躲过互联网“安检”的法眼。“自由”、“民主”、“人权”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好像“失足妇女”似的要蒙住脸才敢见人。
政府一方面否认世界上有什么“普世价值”，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在实行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享受了最大的自由，中国正处在人权最好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为了反驳美国每年人权报告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污蔑，我们也每年出一份专门批评美国人权的报告，可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又另有界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它们的定义相比，我国政府的定义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如“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等等。要是按我们这样的人权标准审视美国，美国的人权实在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人家的生存权早已解决，人家的生活贫困线至少高出我们的贫困线十几倍。尽管我国人民也许享受到了世界上最严明的法制、最充分的民主、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人权，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显然很难弄懂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很难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制”，很难认同“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自然也不会憧憬我们社会主义自由的生活方式。且不说那些鹰钩鼻子老外，即使黄皮肤黑头发的港澳台同胞，喜欢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向往我们这种社会体制的人可能更少，他们对我们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首先，他们可能更容易接纳“普世价值”，因为这种“普世价值”简单明了，其次，对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恐怕较难理解。说实话，连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一个命题，2007年将它纳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按官方的说法，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据文件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彼此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如果我们艺术家以这四个方面作为创作的底色和主旨，再用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参与全球文化战争，人家一看到我们这些东西，要是没有被吓得晕倒，就一定会吓得夺路而逃。看看西方所宣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样样都是在确保个人的基本权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条条都是要求人民作出奉献牺牲——要人民处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时时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武装自己，做一个深知“八荣八耻”的圣人。除了像我这样极个别落后分子外，从小就受党教育的大多数中国人估计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一张嘴就胡说八道的山姆大叔，一睁眼就色迷迷欣赏“性感”的法国花心萝卜，一上班就喊着要“自由”的英国绅士，这些家伙肯定没有我们同胞那种“自我牺牲精神”，要他们用四项“基本内容”自律无疑是强人所难。我们政府那些草拟“核心价值”的笔杆子，可能忘记了嵇康“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的名言。“文化战争”又不像武力征服，不服从命令就一枪把别人放倒。你表现的那一套人家如果十分反感，还要死缠着别人来欣赏你的作品，那无异于强行给别人灌屎灌尿。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要么就接受人家信奉的那套普世价值，收起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和反感的“核心价值”，要么就彻底输掉这场全球文化战争，永远关起门来自己与自己人玩。要参与世人都在玩的游戏，就必须遵守大家约定的规则。
可是，在这场全球文化战争中，我国政府似乎不想置身事外，看看各地一夜冒出来那么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那么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听听官方三令五声要增强“软实力”的号召，就知道从官到民都在磨刀霍霍，我好像又听到中国战争影片中常听到的台词：“司令员，让我们二师打冲锋。”问题是，我们既要参与全球游戏，又不想遵守约定的游戏规则，我十分怀疑别人愿不愿意和我们玩。
不仅我们文化艺术所要表现的主旨，与世人信奉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表现方法也会把人家雷倒。没有精英文化的高贵典雅，没有大众文化的生机活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只能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大有改善，但是，或许是识有未逮，未能深刻领悟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娱乐与艺术的融合；或许是艺不如人，我们艺术家们一直没有创作出风靡全球的作品；或许是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有方，大多数艺术家都重视宣传而轻视艺术；或许是我们社会太过严肃，弄得我们的大众文化也“不苟言笑”。幽默小品了无幽默，电视言情剧无情可言，惊险电影毫不惊险，但愿外国观众看我们这些东西有点新感，至于我自己，每次打开电视不是为了看新闻联播，也不是为了看影视节目，只是想看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比我们的新闻联播更加真实，比我们的影视节目更有悬念。
更要命的是，“歌颂主旋律”的宣传方针，让我们能看到的影视、舞蹈、绘画、雕塑，能听到的新闻、歌曲、音乐，全是一个声音，一种形象，一个腔调。有和声才会显示出主调，没有“次旋律”就没有“主旋律”，中国文学艺术不是在“歌颂主旋律”而只是重复“一种旋律”。这使中国当代文化单调而又僵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很像新闻——死板乏味，我们的新闻倒很像艺术——充满了想象。国家向外输出的文化更是强调要打造“国家形象”，中国的艺术作品看起来都有点像宣传广告：中国永远是那么光鲜，永远是那么和谐，永远是那么高速，永远是那么充满希望……“国家形象”的确打扮得十分漂亮，可这恰恰应验了英国那句成语：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
商务印书馆惠赠《主流》的同时，还附赠了一册《主流》“评述本”。评述本中有篇《〈主流〉一书的启示》的文章说：“主流文化是青年人的文化，必须研究年青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将青年人培养成国家核心价值的捍卫者、中国主流文化的继承者，乃至成为未来国际文化战争的积极参战者和我们的胜利者。”该文还要求“专家学者能起到参与推动主流文化的积极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一读到这些文字心里闷得慌，年轻人一读到这些文字肯定会掉头就跑，外国佬读到这些文字无疑要抗议我们进行文化侵略。我们官员的功利性太强，目的性又太明确，致使我们的文化看起来都张牙舞爪；我们的艺术家有“铁肩”但无“妙手”，创作出来的东西有道义却无情趣，出自他们手笔的作品常常面目狰狞。
假如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是表现社会的“和谐”，恰恰说明这个社会缺乏“和谐”；都是表现国家的民主自由，恰恰表明这个社会还缺乏民主自由——读者从作品中很容易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强制性，三岁小孩也想象得出这个社会艺术家们没有创作的自由。更何况整齐划一的歌颂和赞美，与电视上的商品广告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看商品广告还有趣一些，因为写商品广告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政治干预，最多只有夸大的嫌疑，很少会犯“政治的错误”。要一个小品艺术工作者，一本正经地表演幽默小品，这本身就是“黑色幽默”。
我们的宣传干部老是想着“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就必须“教育”人民，我们的艺术家老想着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总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高度”，他们都把观众和读者当作教育的对象和塑造的对象。观众来欣赏艺术成了来接受教育，文学作品的阅读成了自己灵魂的改造，本来是来寻乐子最后变成了是来找罪受。想想看，我们在家里与太太就很难统一思想，要让十三亿人统一思想，该是多么困难，该是多么痛苦，又更该是多么虚伪，这无异于叫十三亿人集体撒谎。再想想看，我们之中有谁愿意接受别人的改造？一个人要去塑造另一个人的灵魂，这种事情说起来就十分滑稽，做起来估计也不轻松容易。我们来听听《主流》中那位美国女评论家宝琳•凯尔是怎么说的吧：“如果艺术不是一种娱乐，那该是什么呢？难道是一种惩罚吗？”可是，我们这里偏偏就有一些人要把娱乐弄成惩罚，而且他们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光荣任务”。
美国艺术家们当然崇尚普世价值，可他们从来没有把普世价值写在脸上，他们当然百分之百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好像没有打造美国形象的义务。上网听听美国歌曲，你总以为美国青年都是单身，他们不是在渴望爱情，就是觉得十分孤独。到电影院连看几部美国大片，那里不是恐怖就是吸毒，不是偷盗就是枪杀，那里的坏蛋个个都是武林高手，那里的警察许多都在暗通匪徒，你一定会觉得美国不是人呆的地方，那里是罪恶的渊薮，是人间的地狱。可是，你到美国去旅游几天就会看到，美国普通人家不像我们这里家家都装铁丝网，把家庭住宅活活整成“犯人牢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美国作家和艺术们，天天在给自己国家的脸上抹黑！我们不妨回顾几部美国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那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低俗小说》，表现黑社会和性暴力的题材，导演将恐怖的暴力弄得十分轻柔，对柔情蜜意的爱情进行亵渎，把严肃的政治化为玩笑，对庄重的历史调侃嘲弄，崇高的东西在影片中显得卑劣，神圣的东西在影片中是那样庸俗。《好家伙》是一部纪实性的的黑帮片，影片主人公亨利的一上场就踌躇满志地说：“在我看来，成为一个黑帮分子比当美国总统更酷。”可是，随着亨利梦想的逐步实现，他同时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不是“炫酷”而是“残酷”。社会上的普通人为钱为权必须拼命奋斗，影片中的黑帮分子则要为钱为权而抢劫杀人，因而，黑帮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亨利梦想的破灭同时也就是“美国梦”的破灭。《公民凯恩》是一部传记体影片，它以一位报业大亨凯恩之死揭开序幕，并通过他人生的悲喜与事业的兴衰，暴露了资本主义神话背后冷酷的真相。1999年度的第7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以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犀利地揭示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众生相”，无情地展示了隐藏在美国社会肌体中“癌症”：甜蜜微笑后面是辛酸眼泪，光彩照人后面是阴暗猥琐，美好纯洁后面淫荡堕落。还有那《沉默的羔羊》中的凶杀恐怖，《普通嫌疑犯》中的毒品走私，《上帝之城》中的贪婪背叛，《美国往事》中的琐碎虚无，更有《罪恶之城》中那腐败奸诈的警察，招摇放荡的妓女，狭窄破旧的街道……这些影片中的美国只有暴力横行，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即将崩塌。名为《老无所依》的影片具有象征意义，似乎美国只有辉煌的过去，不会再有美好的未来。
可是，世界观众偏要从反而看问题：从美国那些描写黑暗的影片中，竟然发现了美国光明的未来；从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众声喧哗中，感受到了美国高度的自由民主；从那些表现破败贫穷中的作品中，看到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从中美两国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中，我发现了一种价值悖论：无论是我国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西方国家所崇奉的“普世价值”，艺术作品对它们越是淡化，它们的实际效果反而越是强化。
那部“反智代表作”《阿甘正传》恰恰表现了美国的“大智”：人生无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的目的，放弃自己的小聪明才会真正的大智慧，它在捧腹大笑中让观众明白：我们任何人的一生都充满偶然性，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剥开巧克力纸之前不知道它是黑的还是白的。美国的喜剧、滑稽戏、肥皂剧，无一不让你笑出眼泪，笑破肚皮，并在笑声中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即使美国那些政治人物，除了小布什讲话像个楞头楞脑的西部牛仔外，风流倜傥的克林顿，能言善辩的奥巴马，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都轻松幽默，可是一听到我们主席和总理的讲话，我马上就想站起来立正，好像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那些小品演员好像总忘不了自己“历史使命”，一上台就满脸肌肉紧张，看着他们夸张的笑脸比看到别人号啕大哭还难受。我们政府要求轻松的小品承担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相声小品都是“一脸苦相”，难怪民间相声演员郭德纲苦苦哀求说：“你们饶了相声吧，让它给人们乐呵乐呵不行吗？”话音未落，他那位体制内同行姜昆马上指责他“格调不高”。
情侣们去看电影，去听相声，去看戏剧，是去花钱买乐子，不是要花钱买教训，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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