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为长石的文章称，目前，有不少人声明对奥运“漠不关心”，指责举国体制是花纳税人的钱买国家的名，缺乏对人性的关怀。文章称，举国体制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选择，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唱衰举国体制的论调，实为唱衰中国论的变种。
为防止断章取义，现直录作者原话如下：“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为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作者又举例到：“西方的体制我们不是没学过，但水土不服也很明显，足球就是实例，作为我国最早实现市场化运作的竞技项目，最终换来的却是国内联赛赌黑不断，国足水平一泻千里。”
乍一看，上述大论貌似正确，但当仔细思考后，不乏诸多疑问：一种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仅以简单的能否培养出优秀运动员为评判标准？国足水平一泻千里是没有实行举国体制的原因？实质上，上述疑问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即举国体制适合不适合我国现阶段体育发展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评判主体又是谁？而长石同志的文章，在论证举国体制是好体制的同时，也恰恰回避了上述疑问。
事实上，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体育活动的深层内涵是“人”的理念、“人”的意义。如果冷漠“人”的尊严，忽视“人”的发展，体育活动将是失去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当前大众普遍质疑举国体制的原因，除了其耗资巨大外，更主要是因为其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因如此，这种体制决定了金牌至上的思维，在这种体制下更多的是一种对金牌的狂热，忽视运动员情感和内心感受。本来能强健体魄、陶冶情趣的体育却被奖牌所麻木了，进而使运动员在运动中很难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更多的把自身从事的运动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强手如云中上演着如同高考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悲剧。也使很多从小练体育的运动员，由于忽视文化课，在退役之后，因缺乏职业竞争力沦落于失业群体。因此，评判举国体制适不适合现行我国体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评判根本标准则以是否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准。
不可否认，举国体制能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促进我国体育的快速发展，08年奥运会中国金牌数全球第一也印证了这一体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影响力，在全球树立了体育强国形象。然而，当我们回归中国实际时，不难发现靠金牌总数堆砌的强国形象只是徒有虚名，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种自由、全面、健康、积极的体育观念，更加需要在全球树立一种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的体育大国形象。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华儿女回归体育“以人为本”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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