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
1975年夏秋，我离开“插队”的河南许昌农村（叶县，1980年代划归平顶山市），在部队当兵还不到一年。这时，传来河南许昌、驻马店、南阳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的消息，我们部队这几个地方的河南兵多，他们更是心忧不已。由于我曾在那里“插队”数年，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也很关心灾情。为了稳定情绪，部队专门派干部和几位家中被淹的老兵回去看望。他们回来，详细述说了灾区情况，除了到处见到浮尸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见到铁轨被拧成麻花一样，我这才第一次知道，洪水竟有这样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次巨大的水灾却长期没有公开报道，一片汪洋“曾不见”，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原大地曾经沦为泽国。直到2002年底，当时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内参”记者张广友，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发表了《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才将近三十年前的特大水灾首次公开。随后，他的《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对这次大水灾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令人震憾，亦发人深省。
1975年8月5日至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日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其中大型两座、中型两座，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淹没了豫中平原20多个县，千里平原一片汪洋。8月11日，张广友随中央慰问团乘专机来到灾区。他们从灾区上空掠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犹如汪洋大海，一眼望不到边。为了让大家看清灾情，飞机低空飞行，灾区的许多县城都已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只有半截露在水面上；在漫无边际的涛涛洪水中，随时看到顺水漂流的死猫、死狗、死牛、死羊，还有不少死人的尸体……飞机在灾区从南到北飞行了30多分钟，直线距离从地图上看没有千里也有好几百里。洪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请看飞机着陆后，他们了解到遂平县的情况：铁路路基、桥梁都被冲毁，旅客列车也被冲翻，工厂机器也被冲走，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被冲到远处的湖中，解放军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竟被冲得无影无踪！
由于水库垮坝在凌晨突然发生，人们没有提防，来不及逃生。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没有准确统计。8月12日遂平委书记汇报时说全县死亡16万多人，但河南省委8月20日初步统计全省死亡为8.6万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人数不超过10万人，张广友据此数据上报。但灾后不到一个月，他重访灾区，作了一些抽样调查，认为应是3万多人，因为一些被洪水冲走的人后来得救返乡。不过，他发现，有些地方瞒报死亡人数，因为救灾口粮和物资是按存活人数人头发放，为了多得口粮和救灾物资，只能少报死人。“文城公社实际死亡超过1万人，但他们统计上报的是8000人。诸市公社党委书记说：据我了解我们公社死了4000多人，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只有2000多人。”（《抹不掉的记忆》，第114页）由于灾区领导怕核实死亡人数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所以没有逐个核实。死难者的准确数字，直到现在其实仍不清楚。重大灾难，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遇难者最终成为无名无姓的一堆“数字”，然而，这一次，许多人连“数字”都没有成为！
为了解救河南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只能破圩分洪，安徽沿淮地区农民无雨遭灾，做出了巨大牺牲。不过，安徽霍邱县西边的城西湖却十分特殊，没有分洪蓄水。原来，1951年治淮时城西湖就是最大的蓄洪区，但1966年，林彪批准南京军区在此围垦造田，并于5月6日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第二天，即5月7日，毛泽东作出了重要批示，高度肯定此事，即著名的“五七指示”。前来指挥破堤泄洪的安徽省有关领导表示：城西湖现在是部队的，由中央军委管，而且是“五七指示”的发源地，我们无权决定。“大家都觉得城西湖不应例外，但这样的意见没有人敢提。于是城西湖这个淮河边上最大的蓄洪区没有破圩，没有蓄水，被保留下来。”直到1986年4月，一位新华社记者来此采访，冒极大风险写“内参”报道城西湖的危害和农民要求退田还湖的迫切心情。此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看到这篇“内参”，在4月14日作出批示，最后表示“特为民请命！”4月18日，邓小平了作了“围垦部队应尽快限期撤出” 的明确批示，至此，城西湖才退耕还湖，受到广大农民欢迎。（《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第63页）
灾情过去不久，有关部门就组织专家学者到灾区水库做专题调查，写出了《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认为水库垮坝与上游森林植被率低、造成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淤积有很大关系。1975年11月，张广友收到这份很重要、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立即转送有关领导，但却“石沉大海”，未见任何批示。后来他了解到，此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发动，有关领导明确表示“顾不上了”。（《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当然，当时的报告根本不可能说造成植被率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林木“产权不明”、政策多变，造成了林木一次次破坏。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把农民私有林归了公，引起不少农民以“杀猪砍树”表示不满和反抗，使林木遭到第一次大劫难。“但最严重的：一是‘大跃进’、‘以粮为纲’到处开荒”，“二是‘农业学大寨’中的大造梯田，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成为光山秃岭”。（《抹不掉的记忆》，第122页）探讨林地“产权”与灾害间的复杂关系，是经济学家一显身手的课题，无需笔者置喙。
在这几篇文章中，张广友都提到，水灾发生时，新华社当即准备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经请示，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当他与中央慰问团来到灾区后，还几次被告知：“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仅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在“内参”中也要“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有关领导后来解释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51858301009s4s.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