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号的风球过去了，雨忽大忽小，却从未中断，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发狂的潮湿里。此刻，艳阳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长椅上，晒一晒发霉的身心，读星期日版的《明报》。
这张报纸早不复查良镛时代的风味，知识人的立场、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学与新闻的暧昧地带，都随那个缓慢的旧时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读。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机在几年前推出的广告语，准确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情绪。对于一切东西，我们不仅要，而且现在就要。这是个行动而非沉思、追求结果而不是过程的时代。
不过，缺乏耐心并不全然是坏事，偶尔的激烈言语与行动，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间的前提。“假如一见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这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站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读到鲁迅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序言。
锐利又复杂、悲愤且柔情的鲁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导师与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贯穿一生的挣扎中，寻找到只言片语来获取能量。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仅借用了鲁迅的比喻，还把自己的文章命名为“觉醒”。
倘若鲁迅得知，该做何感？一生中，他到过到过香港三次，两次乘船路过，一次专门演讲，都发生在1927年，这一年也是国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对香港印象不佳，曾不无刻薄的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不过，他在这个殖民地发表的演讲倒颇富价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会所做的《无声的中国》，不仅在说那个时代，也似乎是对今天所讲。他用开窗子来比喻中国变革的困难性，你必须通过拆屋顶的方式，才能让人们勉强接受开窗的变化，“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还讲到中国人缺乏对自身处境的描述能力，是因为人们身陷各种习俗与网络中，缺乏对“真”的追求，“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
对于当时的鲁迅而言，倘若以个人的觉醒为标志，以《新青年》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不仅远未结束，还陷入了新的危险。个人不仅被传统的文化、家族、社会习俗封闭，还被新涌现出的党派与主义所窒息。那些在五四运动中共同走上街头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两不同的派别，还相互残杀。他对于与帝国主义结盟的国民党深感绝望，在短暂的投身于共产党的主张、对苏联的实验投注热情后，他更感到另一种幻灭。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写道：“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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