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秀
我一致认为，我们的道德问题不是现在的事情，而且一直也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原来我们的道德一直很好，而现在却随着市场经济和物质的丰足而变得败坏了。专制和极权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是无法从根本上趋向正面能量的。在这样的统治模式中，道德问题，也随同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一样，呈现“一乱一治、一治一乱”的兴替过程。当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高尚的和坚守道德的人。从个体层面，我们从来不缺乏道德高尚之士；但是，从社会总体层面，我们却常常陷入全民缺德的困境中。
读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殷先生的这部巨著作于1960年代的台湾，且看看他如何描述当时的道德问题：“今日中国社会文化里道德问题的紧急，丝毫不下于空气。今日中国社会文化之急需道德，正像缺乏空气的人之急需吸收空气一样。社会生活中失去道德规范，于是共同的价值亡失。这么一来，人际的互信与互赖的基础濒于倾覆。如果人际的互信与互赖倾覆，则不仅合作极其困难，而且内心陷入孤立状态。个人成为寂寞群众中的寂寞人。个人成为套上纱罩在街上的独行人。个人成为戴上假面具在公共场合跳鬼舞的人。这样的个人，其内心绝对缺乏真实感及安全感。缺乏真实感及安全感的人，绝对的萎弱、畏缩、朝秦暮楚，并茫无所归。这样的人为了满足真实感及祛除不安全感，往往多面认同。所谓多面认同，就是把自己投身于传统的或非传统的权威之中，俯伏于直接的或间接的权力之前，以求得护庇和麻醉性的安宁。”
在这样的情境下，殷先生认为，“任何实际反道德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篡夺道德的尊严；任何恶行者，可以化装成普度众生的活佛。人间竟是这么戏剧化。戏剧是给人观赏的，不值得认真。于是，谁还愿为道德价值而牺牲呢？谁还顾到伦理准则呢？”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面临一个“两难论式”：“如果他坚守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那么他就难以活下去。如果他要活下去，那么他就不能不放弃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结果，他不是难以活下去，就是必须放弃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可是，放弃了这些所换得的生活，与猪的生活在基本上又相差无几。”殷先生的这样观点，实际上源于他一直倡导的维持道德原则和满足生物逻辑之间不能两全的困境理论。
那么，怎样摆脱这样的道德困境？殷先生没有像前时代、同时代和当下的我们一样，或提倡复古，或提倡西化。他认为，道德重建的必由之路，是“东西道德的整合”，而道德整合的指导思想，是基于罗素的名言：“良好的生活是为了爱所激发并为知识所指导的生活”。由此，他认为在调整道德时应关注：（1）既有的社会文化场合；（2）既有的社会文化里所含有的道德；（3）民主与科学。因此，“我们调整的顺序和取向是：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出发，向世界普遍的文化和道德整合”。
为了实现这样的“整合”，殷先生提出了“新人本主义”的理念。他说：“我在前面所说的伟大的宗教和道德的共同之处，以及世界文化发展的整合趋向。现在，我们必须明了，这些动因正在汇集而为自由、平等、幸福、友善、正义、合作，增进人群利乐，以及尊重个人的生命与尊严等德目的实现努力。这一努力也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这一追求，正合科学的人本主义的主旨”。
什么是新人本主义？殷先生说：“人本主义者不做观念之茧以自缚。人本主义注意到个人的差异，而不注重到量和整齐的划一。人本主义和绝对主义无缘。这也就是说，人本主义和所谓的‘绝对的安全’无缘，与‘绝对的权威’更无缘······人本主义疏远权力，它反对为增加效率而牺牲个人，也反对经济的剥削，它要把人的较大成就作为真正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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