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唱了幾首破歌，也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
文/朱曉玢
北京朝陽區的金盞鄉皮村，和許多北京城鄉結合部一樣，容納了為數不少的外來打工人口。這裏人口流動性極強，沒有市中心的燈紅酒綠，也鮮見尋常農家連片的炊煙。一到夜晚，人們從市區進入皮村，似走入無人之境。數據顯示，金盞鄉常住人口約28,600人，外來人口達到約24,000人，單皮村一個村，外來人口就佔近九成。
然而在這個被遺忘的荒涼角落中，活躍着內地最為活躍的工人藝術團體之一——新工人藝術團。他們唱着歌下工地、工廠，為城市中的工人們志願表演、表達訴求已經十年。這個夏天，他們在皮村所創建的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經歷的一次關停風波，令更多人關注打工子弟的命運。
同心學校的成長
孫恆是新工人藝術團的團長，也是同心學校的創辦人之一。大學畢業後，孫恆曾在家鄉河南一所中學做音樂老師，1998年他帶著音樂夢想北漂，輾轉陸續在北京各地打工子弟學校，為學生唱歌、寫歌。這段時間的經歷，令孫恆對打工子弟的教育需求有了非常直觀的感受。然而真正辦一所學校卻非易事，要有資金、找場地、找老師，程序繁複。
2004年，機緣巧合，新工人藝術團準備錄給工友聽的一盒demo帶，打動了京文唱片的老總。他們在唱片公司的策劃下發行了自己的第一張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獲得七萬多元的版稅收入，這個契機令多年來盤踞在心中的想法塵埃落定——拿這筆錢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他們租下1970年代皮村廢棄的小學校舍進行整修和改造，向社會招聘老師，舉各方之力，建立起同心實驗學校。如今在讀學生數658名，教職工32名。
同心教學之餘，也為學生安排各種社會實踐。2011年5月學校與ERT緊急救援訓練中心合作高級野外生存和急救訓練課程；12月學校參與新公民計劃，評選新公民園丁；學生每年都有機會前往市區參觀紀念館和企業。學校也曾受到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和全國婦聯、北京市團委等國家政府機構交流經驗。
孫恆說，打工子弟和城市中的孩子教育需求不一樣，他們生活的環境多有局限，眼界不如城市孩子開闊。他認為除了課本的知識，一個孩子思考問題的能力、行動的能力、參與社會的程度對未來的成長大有影響。
學校關停風波
同心實驗學校靠著新工人藝術團的知名度和與社會的廣泛接觸，七年來成為北京打工子弟學校中的明星學校，然而這仍不能令它逃脫停辦的危機。2012年6月19日，學校收到了來自鄉教育衛生科的告知書，要求關停。告知書中說：「同心在區、鄉相關職能部門多次聯合檢查中，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電安全和衛生保健等方面存在嚴重安全隱患。」
對每年都參加教委及區鄉聯合檢查及自查的同心學校而言，「嚴重安全隱患」的關停理由很難令人接受。七年耕耘換來一紙冰冷的告知書的事實，讓孫恆有感而發創作了《家在哪裏》，用敘述的口吻回憶同心的一路走來。
「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年輕人的熱情和夢想，一磚一瓦建起了同心學校」、「城市在發展，學校被取締停辦，哪裏是我們心靈的家園？」
在孫恆看來，打工子弟學校本就不應該存在。它的存在全因當地教委並沒有承擔起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責任。「政府說打工子弟學校這不好，那不好。是不好，可是政府的責任是幫助它們改善，而不是一關了之。打工子弟學校的合法性在於孩子有學上符合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利。」
經過2011年北京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風波，人們開始對政府以「整頓」為名的關停失去信任。去年北京在關停一批打工子弟學校時，曾承諾不會讓一個孩子失學。但一年過去了，政府提供的學校卻與當年的承諾仍有距離。以同心附近的一所教育委託辦學的學校為例，校舍和其他打工子弟學校一樣，也是採用彩鋼房；學費從承諾時的每學期200-300元增加到每學期800元，遠遠超出了家長的承受能力；新生入學的手續證件從五個變為七個；每年限額招收100名學生，比以往門檻更高。許多孩子反而上不了學。
和同心學校一同被叫停的還有金盞鄉另外三所打工子弟學校，四所學校共容納了3000多名學生。一但悉數被關停，政府新建的學校按理將承擔所有的學生數量，但是據了解，新學校只能容納1500名學生。剩下的孩子去哪裏就學？傳統公立學校通常在每學期始接收新生。對流動性很強的打工子弟來說，很多孩子這個月來下個月就走了，公立學校願意接收他們嗎？
今年7月26日，崔永元、劉忱、卜衛、沈原、溫鐵軍、李昌平六人聯名發出倡議信《請保留「同心實驗學校」》，寄往教育部長袁貴仁。信中呼籲行政部門捍衛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肯定打工青年為這所學校所做的投入。
同心的命運充滿戲劇般的轉折。8月2日，鏟車強行開到學校門口，以維修水管為名，使學校出現斷水；8月4日，同心向社會發出公告，說明其經過政府、教委、家長、媒體及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支持，恢復了供水，學校門口的圍欄工程也被拆除。北京市官方發言人微博和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也公開為同心聲援。
舒一口氣後，學校與政府的溝通仍在繼續。
同心是幸運的。新工人藝術團令同心贏得了比其他學校更多的關注。更多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有如他們般同樣強大的底氣。它們沉默地生長，沉默地消失。
為工人維權的藝術團體
「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孩子都能有學上。唱了幾首破歌，也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所有人都能開口歌唱。」今年七月初，新工人藝術團應香港半邊天公益邀請，在中環Grappa’s Cellar舉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
彩排時，孫恆唱起了《家在哪裏》。
從打工青年藝術團到新工人藝術團，多年來，孫恒夥伴們和體制保持著小心翼翼的聯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唯一安全和長遠的辦法。他們參加政府舉辦的各種活動，不介意自己被當作「打工者」的積極典型去傳播。文化部曾帶著新工人藝術團，在全國各地大型工地，如鳥巢、首都機場航站樓的工程演出。雖然樂團的歌曲不會表現出太強的抗爭性，但是孫恒們堅持的底線，是真實地講工人們自己的故事。他們曾在歌中為打工者討工錢，演出時被工地的老闆轟走；也曾經為富士康員工寫歌、鳴不平，反抗社會對「富士康員工心理狀態不健康」的指責。
孫恆告訴陽光時務，無論最後同心學校怎麼樣，它都屬於藝術團的一個真實的奮鬥階段，也許這首歌能讓更多人關注孩子們的生存狀況，不止是同心的孩子，也是全國各地打工子弟的生存狀況。
團長孫恆還是工友之家NGO的總幹事，他們2002年辦NGO，為外來打工者提供援助。身兼多重身份，孫恆的起點始終是一個熱愛音樂的人。他曾經為了音樂理想辭工、北上、漂泊。走到今天，已少了些年輕時的迷惘與無力，開始更理智看待自己的工作。他說，「音樂是有教育功能的，音樂讓人思考，給人感受，改變人的思想。」
「我嚮往共產主義。」在孫恆的理解裏，共產主義是每一個人都處在獨立自主自由的狀態下，每個人可以通過自願的勞動選擇自己要做的事，互相幫助、互相支持。
以下是陽光時務與孫恆的專訪提要:
陽光時務：何時創作《家在哪裏》這首歌？
孫恆：6月19號我們接到鄉教育衛生科給我們下達的一份告知書，要求我們關停學校，所以那兩天的心情特別糟糕，我們一直在回憶七年來辦同心學校的各種經歷。從藝術團發行唱片、到動員很多志願者一磚一瓦建起這個學校， 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要停掉的話，很多孩子上學會出現困難，老師怎麼辦，那麼多學生家長怎麼辦。
有一天晚上，我怎麼都睡不著覺，就寫了這首歌《家在哪裏》。我想不止是同心的孩子面對這個問題，十年來我們的身邊遇到過很多很多這樣的工友，他們為這個城市付出了青春，可是，他們的家在哪裏？他們回不去農村，也留不下城市，長年累月地來回流動，沒有家。中國人有一句俗話叫安居才能樂業，我覺得這不僅是同心學校面對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身後近三億打工人群都要面對的問題。
陽光時務： 打工文化的意義在哪裏？
孫恆：這個時代主流的文化中聽不到工人的聲音，聽不到勞動者的聲音，聽不到底層民眾的聲音。我們所能看到聽到的更多是代表資本和官僚的這種利益的文化。我覺得，打工文化更確切一點是我們提倡工人文化或者勞動文化，勞動文化我覺得是人的文化，它是關於人，一個勞動者在生活在工作中他的情感，真摯的心聲的表達。它是讓人成為人的文化。
陽光時務：印象中較為深刻的演出經驗是？
孫恆：我們的《團結一心討工錢》，講一個建築工人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結果被拖欠工資。那首歌就是講工人團結起來鬥爭，進而爭取到自己權益的故事。我們第一次演出是在一個建築工地，沒有經驗，歌中唱到「團結一心跟他幹，條件一個結工錢」，唱到這句的時候，全場的工人就舉著拳頭跟我們一起唱，當時老闆嚇得不得了，說唱的什麼亂七八糟的，把我們給轟走了。
在我看來，音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可以讓人們反思自己的生活，意識到自己的權益。
陽光時務：如何看待音樂改變社會的能力？
孫恆：最開始我們去工地給工人唱歌，其實那個時候想法很單純，就是自娛自樂。可是我們唱著唱著就會發現很多現實問題，比如工人的權益問題，孩子上學問題，在中國現在有三億的工人群體，但是我們聽不到工人的聲音。我們就想，音樂可否參與社會的變化，促進社會的進步。
所以，（藝術團成立）這十年來，我們堅持去工地、去工廠為工人唱歌，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影響，最起碼讓更多的人通過我們的歌聲聽到工人的聲音，看到工人的貢獻。
另一方面，我覺得音樂對社會的影響，力量還是非常微薄的。因為這個社會不是說工人沒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情感，而是說這個社會太欠缺給底層人民表達的途徑。
陽光時務： 怎麼看社會抗爭？
孫恆：在我看來，抗爭並不是你不好我要把你打掉。抗爭是我們真實地表達我們的意見，真實地傳遞我們發自內心的聲音，真實地反映社會的現實。
陽光時務：你的創作足夠自由嗎？
孫恆：作為個人來講，我覺得創作是自由的，因為你自己怎麼思考沒有人可以去管。但另一方面你創作出來是不是可以自由地去表達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我是可以自由創作的，但自由表達空間還是有一點限制。
陽光時務： 曾經被禁唱或禁演過嗎？
孫恆：富士康事件發生以後，我們更多地聽到的是資方的聲音，聽不到工人的聲音。那時我們在北京專門為死難的工友舉辦了一個音樂會。我們身邊的工友、大學生為死難的工友寫詩、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叫《生命之歌》。
在我們看來，富士康的工友們並不像心理學專家所說「年輕的工人心理素質低」，不是這樣子的。我們認為他們是在用他們的生命去抗爭，去維護做人的尊嚴。所以，我們那首歌叫《生命之歌》，現場演出完之後放在網上，兩、三天就有好幾萬人看，很快這首歌就被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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