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谷開來，令人回想起三十年前審判江青。因為有毛澤東才會有江青，因為有薄熙來才會有谷開來。
江青不只是一個刑事犯，最重要的是她代表了毛澤東政權一切罪惡的化身；谷開來，也不只是一個刑事犯，她代表了當代紅色政權在官僚腐化及政治路線鬥爭上的一個樣板。
谷江二案的比較，可從六十年的歷史縱深來看。第一個三十年，從一九四九中共建政到一九八○審判四人幫；等到要審判四人幫了，中共當局才發現三十年來竟然連一部《刑法》都沒有，於是在一九七九年頒布了首部《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用於次年的四人幫審判。第二個三十年，從一九八○審判四人幫到今日審判谷開來，中國大陸的審判訴訟「法制」雖較三十年前來得周備，但對保證體現司法正義的「法治精神」仍未建立，此亦大陸改革聲浪所批評的，有「法制」無「法治」，亦即徒有「形式」而無「實質」。
三十年前，明明是「五人幫」，法庭卻獨漏了主犯毛澤東，形同以江青等「四人幫」來為毛澤東及整個共產黨頂罪。昨日谷案開庭，亦未見傳審薄熙來；或許已對他是否知情包庇（其實王立軍已證實），及在薄家經濟活動中可能涉及的貪瀆情事，皆已切割而去，更遑論要他對以「唱紅打黑」興風作浪的「重慶小文革」所涉不法作出交代，實際上不啻欲以谷開來為他頂罪。
薄谷事件的政治底蘊，其實比谷開來殺人更為嚴重。一方面，谷開來殺人，是因這種政治底蘊而生；另一方面，此種政治底蘊更被溫家寶指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但是，如今全案若被濃縮簡化到只是谷開來殺人案，非但在刑案上縱放了共犯薄熙來，在政治治理上也已無是非可言了。
谷案的審判顯示，原本一場對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可能重演」的政治大思考，已經降抑成一場谷開來「護子殺人」的肥皂劇。就此一角度而言，教谷開來一人頂罪豈是司法正義？正如教江青等人為毛澤東頂罪，又豈是公平？
薄熙來夫婦闖出今日大禍，主要原因之一，是「黨高於法」、「黨外於法」的政治環境所造成；因而薄熙來非但以「唱紅打黑」為政治操作，其個人操守與家小習氣亦因毫無節制以致不可收拾。如今，倘若不是谷開來殺了海伍德，倘若不是王立軍在美國總領事館裡掀出了這個世紀醜聞，恐怕薄熙來此時還在重慶唱紅打黑，溫家寶也不能公開把「重慶現象」定性為「可能重新發生的文革悲劇」。因為，一向以來，「法」管不了代表「黨」的薄熙來，所以「黨」也未能使薄谷之禍消弭於未然。
這一切均因中共「黨政分治」的扭曲「法制」所造成。薄案發生之後，人民日報評論稱「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可證現制將「治國」與「治黨」區隔成兩個領域，異法而治；又稱，「沒有黨規黨紀，國法難有保障」，這又證明了黨規黨紀之異於國法及高於國法。溫家寶則屢稱：「政黨的活動應該要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任何黨派、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過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可證現狀是，共產黨的活動往往不符合憲法及法律的規定，而超過了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後依然。
薄案的成因，在於共產黨及政治特權人物不受國法約束，及至事態嚴重到爆發，已是不可收拾；接著，事發之後，第一個動作竟然是將全案先送黨內機構「中紀委」調查，然後「中紀委」再將煮熟的飯請法院吃下。如此，一路下來，皆是「黨外於法」、「黨高於法」；如何談「法治」？如何談「政黨的活動應該要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此種三十年前審判四人幫時的政治陰影，如今仍然籠罩在審判谷開來的法庭之中。
薄案爆發後，胡錦濤屢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薄案之所以發生，是因「黨高於法，黨外於法」，而非「人人平等」所致；而谷案的審判，竟然未見傳審薄熙來，則亦顯然未作到「人人平等」的水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句話，是否姑且就記在中共十八大政府換屆未竟事功的交接清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