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最近，东方之珠出了点波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今年起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这门课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及国民素质。据了解，这一修订课程指引于今年4月推出后，社会上一直未有太多争议声音，但日前一本教育局资助、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被发现内容大多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成就，并且避开争议性内容，结果引发部分市民、家长怀疑，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其高峰则是 7月29日，约9万名香港居民在街头示威抗议，反对政府计划在当地的学校设立的爱国主义课程。抗议者质疑这种教育会向青少年灌输不当的政治倾向。有小朋友写着“我要思想自由，不要国民教育”；亦有内地来港读书的研究生参与游行，他们说，内地学校强制教正面资料，担心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会扼杀学生自由讨论。
照说，“国民教育”本不是什么坏事，国家认同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健康发展的路径。因此，现代社会在大中小学里都渗透着国民教育，欧美许多国家也有类似课程。可为什么在特别行政区香港设立类似课程就遭到如此强烈的杯葛呢？
首先是这门课程的内容与香港这经受过民主自由风雨洗礼的大都市的基本价值脱节。
据《联合早报》报道，港方教育局局方每年资助近千万元营运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近日出版《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作教学参考，内容大篇幅唱好中国政制，形容执政集团“进步、无私与团结”，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对美国的政党制则批评为“恶斗”，令人民当灾。手册还指中国模式内涵是“民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设立官员遴选制，形成“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手册又说中国政府用人唯贤，有定期官员更替防止贪污及渎职等，称这些内涵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些说辞显然跟香港大众的观感和理念不合，因此有学者和教师均批评，手册一面倒唱好内地，属政治洗脑，不应用于教学。
其次，则是因为这种口径统一一边倒，具有严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所谓“国民教育”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的城市格格不入。
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世界对香港的要求不是它多能歌功颂德等因奉此，而是它对世界贡献出了什么样的服务产品甚至思想观念。历史资料显示：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已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自70年代至1997年“回归中国”期间，当时的港英政府为谋促进金融市场“国际化”，曾采取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使各项金融业务不断扩大，逐渐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事实证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外汇、债券、股票交易市场，为区域最重要之资金集散地，截至2006年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超过1兆6,0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六、亚洲排名第二，2006年全年新股上市（IPO）集资额达426亿美元，领先纽约、次于伦敦，跃居全球第二大。除股市之外，香港也是亚洲第三大银行中心，全球最大100家银行有近70家在香港设立据点，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由多项因素综合形成，包括法治精神、市场制度、货币自由流通、专业人才聚集、知识产权保障、及市场“国际化”格局等（以上参见《经济日报》2011年6月15日“香港国际化的启示”一文）。
早在中国十九世纪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有人就主张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洋科学民主来个嫁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这种如意算盘打个粉碎。思想界也因此觉悟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作风行不通——严复于当时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以及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需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说：“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今天，想在香港这个自由港推行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的大人们，实在该三复斯言！
而且，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已经取代了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国际社会和内地之间的金融合作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国民教育是帮助香港了解世界，那是比较无稽的说法。因为比起内地，香港有四通八达的资讯服务，新闻言论相对自由，以及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更有比较成熟的民主程序，在外交方面更获得144国免签证，香港早就走出了世界，与国际真正接轨。相反，内地还得多向香港学习公民教育。
如此的信息不对称，也难怪香港同胞杯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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