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开始准备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两道坎儿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儿是历来对他的政治定性，另一道坎儿就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
政治定性几乎成为多年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必由之路。梁启超头上就被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全不管这些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也不问给他戴的究竟是帽子还是桂冠。
道德评价更是我们摧毁一个人的利器。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经常碰到朋友们问我，梁与袁世凯什么关系？他与安福系又是什么关系？他的研究系究竟怎么回事？这些质疑的背后，他们的潜台词，显然并不看好梁启超这个人。可见，那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终归蒙蔽了不少人。
问题是如何才能迈过这两道坎儿？我知道，这并不很容易。但是，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从读书入手。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五遍，同时，有选择地读了《饮冰室合集》。虽然我在30年前上大学期间浏览过梁启超办的《时务报》，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毕竟很有限，理解得也很浅薄。那时仅为了写论文，内容则局限于梁的早期新闻实践。这一次就不同了，我要全面、完整地了解、认识梁这个人，书写他的整个人生，而究其一生，尽管只有短短的56年，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历史潮流的漩涡，不仅在漩涡中挣扎、浮沉，而且，常常试图引领潮流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梁启超，也就读懂了近代中国。
不过，读懂梁启超，是需要时间的，三五年不行，十年八年也不行，即使用了一生的精力做这一件事，也未必能够做得很好，也不敢说把梁启超读懂了。我只是半路出家，这几年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读梁启超，他的著作、文章，读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些篇章反复读过不止一两遍，但实事求是地说，离读懂梁启超还差得很远呢。我只能说，通过这几年的阅读，我离梁启超更近了，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和发现，增进了与他的感情。这已经很难得了，对我来说，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有了质感和体温，渐渐地在我心里生动起来，重新获得了早已逝去的他的生命。
当然，要读懂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兼顾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不可能一刀两断。所以，读懂梁启超，第一个要读的，就是康有为，只有读了康有为，才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比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我才明白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订“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除此之外，要准确把握戊戌政变之前的梁启超，不得不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汪穰卿、陈宝箴、陈三立、张之洞、叶德辉、熊希龄等等，正反两个阵营的人，都不能不有所兼顾。
事实上，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梁启超与章太炎，他们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和权贵，以及如何对待孔教等问题上，是有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又不同于梁启超与孙中山，以及与张之洞、叶德辉等人的分歧，叶德辉编写《觉迷要录》，痛骂梁启超时，只有章太炎仗义执言，为梁启超辩诬。即使是在《民报》与梁启超论战时期，章太炎的态度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亦有很大的不同。民国前十年的情形更加复杂，只有回到那个时代，设身处地地观察、思考人们的言行，才能比较准确地写出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这是我写作《梁启超传》最突出的感受之一。
编辑补白：听“铁葫芦”图书的朋友说，解玺璋版《梁启超传》估计本月底、下月初发行。以前每每碰到解老师，总是打听“梁传”的进展情况。这回踏实了，掐着手指数着等着，我们先在此预热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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