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原文：Bo Xilai and Reform: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f His Removal?
作者：梅瀚澜（Joseph Fewsmith）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精英政治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将对引入不同声音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产生影响。
-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 毕竟 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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