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我時常試圖向朋友解釋我在大陸的見聞，比如媒體中某些有良心的勇者，文化界中默默耕耘的苦工，那些非政府組織奮力向前只求寸進的耐心，乃至於官方部門個別清醒而開明的頭腦。每次說起這些故事，都一定有人質疑，覺得我是在「為中國說好話」。我明白，他們的意思就是「我在為中國共產黨說話」。當然，這或許是冷戰意識型態的殘留，過於偏狹地把所有被政權統治的人都看成是那個政權的延伸。可是，這種印象或偏見的來由，豈不正是這個體制自己？
大陸的教會裏頭有許多用心牧養事業的神父牧師，不高調不張揚，偏偏獨有敢於拒絕愛國教會指令的主教受到尊敬。難道只有公開站出來和政府對抗的神職人員才是盡了本份的好牧者嗎？當然不是。問題出在這個體制容不下任何真正獨立於它的教會，硬將一切神職人員變成體制內的一員，於是這個體制的過犯就延伸到了所有神職人員的身上，成了他們不易受到外界認可甚或諒解的「原罪」。
同樣地，就算備受詬病的中國紅十字會，芸芸官僚之內亦有真正明白事理的角色，他們清楚這個社會的問題所在，瞭解基層的迫切需要，而且真心想要做點改變。可惜面對外間的口誅筆伐，他們沒有任何反駁餘地，因為他們都是這個腐朽機構的一份子。一粒老鼠屎扔了下去，他們這些健康的白米便盡受污染，再也不得信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民間發起的反對國教運動不只是要捍衞香港的什麼，它更包含了一種有益於全中國的洞見，那就是真正區辨出政權在國家中的位置，讓凱撒的屬於凱撒，把靈魂還給上帝。請想想看，替一位受到質疑的運動員辯護，為一個慈善基金會募款，介紹一批在大陸寫作的文人，這竟然全都變成了「幫共產黨說話」，這是何等荒謬的境況？真正解除這種異象的方法只有一個：請政權回去它該在的地方，把社會和國家還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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