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李敖的书里读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殷海光的。李敖在文字里对殷海光充满了敬畏，这才引起我的注意，有友提出了他，虽对他知之甚少，我还是把所知道的一点写在下面。
殷海光（1919年——1969年），原名福生，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山人物、启蒙大师。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1926年，殷海光居住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镇。
1932年，殷海光由伯父、辛亥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好学生，桀骜不驯，几科功课不合格。伯父和父亲强迫他在二年级辍学，到食品店当学徒，八个月后复学读书。
1935年，殷海光喜欢哲学，受哲学大师金岳霖影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殷海光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金岳霖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
1942年年，殷海光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西方哲学。
1944年，殷海光入伍，到印度军营里学习军用汽车驾驶，图抗战报国。
1945年，殷海光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殷海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并担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1947年，殷海光回上巴河镇看望父母，自离家后他唯一的一次回家。
1948年11月，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抨击当时的权贵和国民党的政策，受到训斥险遭撤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民族报》总主笔。
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说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因而触怒了当局，被围攻、批判，踢出了《中央日报》社。
他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几年后升为教授。开设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课程。
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殷任编委兼主笔。胡适、雷震为发行人。
胡适不在台湾时，雷震专政事务，殷海光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撰写《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直接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宣传和政策。
殷海光自到台湾后，忧心台湾知识界的麻木“冬眠”状态，便经常主持召开座谈会、为各媒体写文章、自行出书等等，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活动；他大力宣扬哈耶克、卡尔巴柏的哲学新思潮、罗素的哲学精神，呼吁、鼓动青年和民众解放思想，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
因此殷海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是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崇拜的精神领袖、民主斗士。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成为港台政论家的范文。
李敖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1954年，殷海光赴哈佛做“访问学者”，研究、讲学。
1955年，
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同时为《自由中国》、香港《祖国》周刊撰写政论文章，对抗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禁制，批判党化教育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和宣传。
殷海光自诩是“五四后期人物”，他为“五四”的反传统辨护，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
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信中说：
“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表明了他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决心。
殷海光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烈文章，挑战国民党的威权政治统治。
1960年，
蒋介石谋求“三连任”总统。殷海光在报刊上连连撰文反对，他为台湾民主组党运动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是时势所趋，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他的激烈政治倾向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异常紧张起来。
7月，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雷震因联络其他政党谋求推行“选举改进”），殷海光与同人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随雷震的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成了禁书。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殷海光对胡适不满，因为胡适没有去探望狱中的雷震。从此他不再提“胡适”这个名字。胡适先生去世时也不去吊唁。
殷海光对傅斯年抱有特殊的情感，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殷海光独自在深夜哭倒于傅的灵前，又作长文追悼之。
1962年至1965年期间，殷海光因中西文化论战事，而遭到全岛政治、文化界的围勦，《中国季刊》等刊物责骂殷海光是“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国者”、“知识诈欺者”，甚至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
1964年，国民党当局停止发给殷海光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著禁止文星书店出版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生活更加拮据。
1966年，
殷海光每次在台大演讲时，礼堂里总是挤满了学生，“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7月，台湾大学迫于政府命令不再续聘殷海光，又囿于舆论的压力，台大改为殷海光只领薪金，不来上课的方式。
殷海光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7年，哈佛大学邀请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因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而未能前往。海耶克教授来台，也被当局禁止与殷海光晤谈。
殷海光对自由的追求使蒋介石大为脑火，他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
“殷海光不是与党‘国’一条心的人。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我们不能养蛀虫蛀自己的船。”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去世。
1970年后雷震购墓地，移葬《自由中国》社过世的同仁罗鸿诏、殷海光。雷震题写殷海光墓碑，移葬时，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嘱在墓碑上一定要镌刻“自由思想者”几个字。
雷震遂将这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
殷海光活了五十岁，殷海光留下八百多万字的著作，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逻辑学讲话》、《生命的意义》、《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殷海光在最后几年里是孤独的，心情也极为忧郁。他很少与人接触和来往，有人回忆说：有时，老朋友来了“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
有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里这样说：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可惜天不假年啊！
殷海光自称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他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在《人生的意义》为题的演讲中赞美“孟轲有气象，他可说是一个标准的道德英雄”
他的学生林敏生说：
殷海光在到台以后的岁月中，由于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让世人瞩目。
殷海光从三民主义者到自由主义，他痛恨专制极权，提倡民主自由。
殷海光针锋相对地批判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政治三大真谛，一曰爱民，二曰教民，三曰养民”：
殷海光问谁有“爱民”的先天资格？假若民不愿被“爱”时是否有罪？
其“教民”实则是“愚民”，教育之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心身得有健全的发展。”而决不是灌输某某思想，或把人当作政治工具。
台湾现时“经济的事，经官方过手，就变得事事限制，处处掣肘。……”更无养民一说。总而言之这“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其中含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经济主义，尤其是‘牧民思想’。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民主思想的痕迹，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事。”
殷海光宣称：“‘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也许，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令人看来不够温顺之处。”
“‘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是籍‘有为而治’之名，行控制万人之实。……叫嚣‘组织’者则是在事实上籍‘组织’以行‘驱策’，就是把人不当人。这样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同情。”
“‘君主的民主’，做到极好处，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而已。然而，慈惠的君主专制，一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只要稍微有点偏私，就变成极权暴政！”
殷海光曾经说：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几十年治学生涯中，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毕生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为中国文化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极富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学问作基础，关心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在于把自己的学问用于社会批评工作上来。
我对他了解不多，只能将知道的这点皮毛贡献出来，没有评述的资格。
殷海光去世后，1989年，台湾成立《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继而出版了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大陆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殷海光文集》和十八卷本《殷海光全集》，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捐资在南京大学设立“殷海光逻辑奖学金”。直到这时殷海光和他的书籍才逐渐为大陆人知晓。
《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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