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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大跃进时期郑位三谈鄂豫皖苏区革命

进入专题： 大跃进 鄂豫皖苏区革命    ● 黄文治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的多处角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也建立了颇多革命根据地，即苏区。鄂豫皖苏区就是众多苏区中的重要一块，当时它“在全国的作用特别大。（1）在军队中的干部特别多。（2）苏区在当时全国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央苏区”（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9）。
　　
　　笔者近几年一直在从事鄂豫皖苏区史史料寻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操作过程中，亦发现“搞鄂豫皖的历史又比中央苏区难的多，因为：第一，原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比中央苏区的少的多。中央苏区比较平静的时候少，但是鄂豫皖的又比中央苏区的少；第二，中央苏区的工作很多是毛主席亲手总结的。鄂豫皖的工作有的没有总结，有的有总结，但也不完全；第三，鄂豫皖肃反厉害，存在的干部比中央苏区的少的多，参加革命暴动的人，现在是寥寥无几，数的出来的几个”（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3）。研究鄂豫皖苏区历史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主要有两：一、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本来就少；二、肃反肃杀了太多早期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建国后能找到做口述记录的人已很少。
　　
　　尽管如此，大跃进时期，关于鄂豫皖苏区革命，还是有一些从该苏区走出去的革命元老，如徐向前、郑位三、郭述申、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倪志亮、徐立清等人留有口述记录存档于相关档案馆及党史办。这些口述记录有些至今还处于绝密状态，有些却已开放。其中，分量最重者当数郑位三的口述记录。
　　
　　郑位三（1902-1975），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苏区革命元老之一。从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郑位三曾先后七次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成员倪忠文等人采访，关于鄂豫皖苏区一些重要问题都留有自己的回忆与思考，这些回忆与思考今天读来，仍然值得深思。
　　
　　1、革命火种
　　
　　鄂豫皖苏区革命，最初是由该地回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该地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激进新思想并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国共合作及国共分列前，也因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火种问题。他说:“全世界共产党都在大城市先产生，然后传播到农村去，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城市产生传播到农村，有两样：一由工人传播到农村，资本主义国家多半如此，因为农村有工会组织；经济落后的国家多半由知识分子传到农村，不是工人传播到农村，中国、印度，过去的俄国都是这样。你们写苏区党史第一条就要写知识分子下乡，不然就没有革命种子，革命的种子是从城市来。后来到抗日不同了，那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散播的种子，是军队不是知识分子了。各地党的创立的总原因不外是这样。这样一说，你们就好写东西，知道那些材料有价值”（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那么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下乡又是如何动员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呢？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两次谈到此革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桥梁作用问题。第一个地方，他说:“拿湖北黄、麻来说，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那里能搞起红军来，而别的地方搞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很多老同志说我们那里农民苦，受地主压迫厉害。这个不是原因，如是这个原因，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因不对，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分三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分成县以上的封建势力和县以下的封建势力，从秦始皇的时候分起，县里面不能自己立账用款要上面批准，县里面自己不能搞财政。所以，县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势力，县以下是地主阶级当家，决定ⅩⅩ当县长是当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决定不了。所以，北伐军一到武汉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层政权打掉了，下层没有动，有些县发动农民又差，而红军又都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农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而知识分子又能站在农民方面革命，这就分化了地主的势力。地主阶级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只有他的子弟参加革命，有三、四十个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农民也是容易动起来，有了武器，农民的胆子就大了，这是发动农民的重要条件，再就是知识分子起革命桥梁作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
　　
　　第二个地方就谈的就更为详细。他说：“大革命时，北伐军到武汉，中共中央到武汉，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湖北五、六十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六十多个县是一样的，但后来创造红军、苏区只有十多个县，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创立，显然这个变化是在下层的不同，不在上层。下层能创造红军，有不能创造红军的。能创造红军与不能创造红军的主要一条，区别在于每个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占全部知识分子的多数”，“有了这个条件，红军才能创造得成，没有这个条件，红军就创造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很大数量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2、阶级仇恨
　　
　　革命知识分子，是鄂豫皖苏区革命的火种。但早期这些下乡革命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各种因素回乡动员农民进行乡村革命实践时，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生态环境，并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建构并整合阶级仇恨观念来形塑乡村阶级斗争。
　　
　　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阶级仇恨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民运动，在外国也一样，是以阶级仇恨为主，不是以政治觉悟为主。三年游击战争时，连领导干部在内，不晓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办，不懂这一套，是什么东西做主要的呢？是阶级仇恨做主要的，当然政治觉悟也有。抗日战争时农民运动是民族仇恨为主，政治觉悟在第二位。现在农民是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放到第一位。那时不是阶级仇恨达到顶点，那些事如何做得出来！三年游击战争的军队政治上最坚强，人人坚强，现在几百万军队只有部分人坚强，不是人人坚强，那就是有阶级仇恨这个东西，抗美援朝也是人人坚强，是民族仇恨，斗争厉害得很，中国几十年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提到最高度是三年游击战争，其余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8)。
　　
　　应该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没什么阶级矛盾及仇恨意识，那么，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阶级仇恨又是如何建构并整合的？依笔者看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强政府、弱社会式极权统治下，随着传统乡村权力网络的武化与劣化，乡村各个角落就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等。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一，但不可否认其存在。早期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称“地主老财”的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阶级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建构并整合的。
　　
　　3、暴动方式
　　
　　我们都知道鄂豫皖苏区，其主导地域空间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区，先后由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六霍暴动烈火燎原而成的一块优越地带的革命根据地。不过形成鄂豫皖苏区的三大暴动方式却也不同，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暴动方式问题。他说：“黄、麻搞农民自卫军，搞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经过很多的斗争打下了这个基础。周维炯他们在商城就没搞农民协会，安徽也没有搞农民协会。而为什么河南、六安也搞起来了呢？原因和我们讲的道理相同，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最后把民团的武装搞过来，这样就大搞起来了，所以，革命知识分子多了，是迅速发动农民的一个重要条件，农民容易迅速行动组织和下面干部谈话时，都说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好，当然是好，但是没有这两条，就什么也不行，不能起大作用。六安要搞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减租减息，就是民团起来杀土豪劣绅，就这样起来了。这就是两条：革命知识分子多，再搞一些武装。他的武器和我们的不同，他是民团的”(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4)。
　　
　　因此，可以说，黄麻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农民协会的形式，而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由于暴动晚，所以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多利用传统“社会资本”打入了当地的民团组织，暴动更多是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的。如此商南暴动与六霍暴动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识分子+民团的形式。
　　
　　正因为三地暴动方式不同，对张国焘后来在三个暴动区域掀起的相异程度的肃反亦产生影响。郑位三口述记录就有言，当时“安徽、河南在肃反中死的干部多一些，湖北剩下来的多一些。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湖北的斗争强一些，在群众面前这些人他不容易杀，杀了之后群众怀疑更大。而河南、安徽的斗争历史差一些，所以张国焘杀的大胆些，并不是那些人比河南的强一些。所以，和群众的联系有很大的关系”（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3）。
　　
　　4、组织力度
　　
　　一般而言，中共是强组织政党，但是在建党初期及苏维埃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力及领导力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强。郑位三口述记录涉及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党的组织力度问题。他说当时各地区党组织创始、逐步的党建以及党的领导作用呈现如此特点：“（一）党的创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去农村没有党；（二）党的建设，由不健全到健全；（三）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当时党在幼稚时期领导特点与今天不同”（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那么，当时党的组织及领导作用处于怎样的幼稚地位？关乎此点，郑位三口述记录有一些描述,他说:“那时的党，农村、红军、苏区的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今天不同，用今天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去讲那时就错了，那时的革命运动时半自发性的、半领导的，党员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东西，我当时就是这样，比你们现在青年同志差得远。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威信没有如今高，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民国16年秋收起义，就是几个党员干部商量一下，负责人商量一下，说干就干，没有书记作结论那一套，大家同意了那个人的意见就那样做。群众也不知道我们党内情况，不知道那个负县委的责，一切不像今日，都是非正规的，也没有文件指示，总而言之带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如杀人是大事情，今天中央有批准权，省委有批准权，县委权不大，区、乡不行。那时不同，支部党员做主，群众同意决定便杀，不请示可以，县委在附近也不一定找，这是常事”，“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决定打仗也不像现在，不一定要经过政委同意，指挥员决定，只要有几个人同意，一商量说打就打了”（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SZA—2996）。
　　
　　至于原因，郑位三口述记录重点谈了两点：其一、党中央有总政策，但没有具体措施。他说:当时“中央的政策，号召起大作用，谁都以此为根据，所有参加革命的群众都信仰中央政策、号召，认为照那样做就好，群众提意见也是根据中央政策，当时具体策略、具体计划、具体指示都是没有的，党员干部都不懂，群众也不懂，遇事只要党内外几个人临时商量了就干，领导上没有策略指示，这种商量是党内党外合作的，例如打民团，应不应该打？如何打？这不必经过县委会讨论，只要几个党内党外负责同志商量好了，就去办。党员干部的几个人作用大，组织作用小，容易造成个人信仰，只要那个人能力强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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