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熊培云
本文摘自《重新发现社会》，作者：熊培云，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08/25/1708948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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